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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9部分（第2页）

4　月7　日，他乘的汽车开进一处布雷的战地，也有人说，还受到低飞的盟军飞机的扫射。施道芬堡受了重伤。他的左眼瞎了，左手的两个指头和整个右手都炸掉了，左耳和左膝盖也受了伤。有几个星期，看来情况是即使幸而能活下来的话，他的右眼好像也很可能瞎掉。他进了慕尼黑一所医院，多亏沙尔勃鲁赫教授的精心治疗，他重获生命。人们会认为，任何人处在他的境地，一定会在伤愈之后退伍，从而也就退出了密谋集团。但到了仲夏时节，他在反复练习用左手剩下的3　个包扎起来的指头拿笔之后，写了一封信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说他希望在3　个月之内回去重新服役。在长期疗养中，他有时间思考许多问题，最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虽然成了残废，他还有一个神圣的使命要完成。

有一天，他的妻子伯爵夫人尼娜（他们有4　个年纪还小的孩子）到医院去看他。他对坐在床边的妻子说：“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做一点事情来挽救德国。我们参谋总部的所有军官必须担起我们应负的责任。”1943年9　月底，他回到柏林，升任中校，担任陆军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的参谋长。

很快他就开始练习用他那只还没有完全残废的手的4　个指头，拿一把夹子引发谍报局收藏的英制炸弹。

他所做的工作远不止此。他的勃勃的生气、清楚的头脑、宽阔的思路和杰出的组织才能，为密谋分子们注入了新的生命和决心。但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因为施道芬堡对于密谋集团的老朽的领导人如贝克、戈台勒和哈塞尔所拟议的、一旦推翻了国家社会主义之后所要建立的因循保守、无声无色的政权，很不满意。他比他那些参加克莱骚集团的朋友们讲求实际多了。

他要实行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民主主义，并且坚持要在拟议的反纳粹政府成员名单中，包括他的新朋友尤利乌斯·莱伯和威廉·刘希纳，前者是一个卓越的社会民主党人，后者是前工会干部，两人都是密谋集团的核心和积极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经过了许多争论，但施道芬堡很快就在密谋集团的政治领导人中取得了左右一切的地位。

在密谋集团的绝大多数军人中间，他也同佯取得了成功。他曾经认为贝克将军在声望上是这些军人的领袖，对这位前任参谋总长表示很大尊敬。但在回到柏林之后，他看到刚经过一次癌症大手术的贝克，已经失去往日的精神，显得疲惫并且有点沮丧。在政治上，贝克完全受戈台勒的影响，没有什么头脑。在实行起义时，利用贝克在军界的很高声望是有好处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在提供和指挥所需要的部队方面，必须找服现役的青年军官来帮忙。

施道芬堡很快就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关键人物。

除奥尔布里希特外，这些人是：施道芬堡的上司、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长施蒂夫将军，陆军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将军，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埃里希·菲尔基贝尔将军，军械署长弗里茨·林德曼将军，柏林卫戍司令保

罗·冯·哈斯将军（他可以为接管柏林提供部队），外籍军队科科长冯·罗恩纳男爵上校，还有他的参谋长冯·马图契卡伯爵上尉。

还有两三个处于关键地位的将军，其中主要的一个是弗里茨·弗洛姆。

他是补充军实际上的总司令。同克鲁格一样，他忽冷忽热，不能完全算数。

密谋分子们也还没有吸收到一个现役的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是最早参加的密谋分子之一，内定为将来的武装部队总司令。但他现在已退为后备役，手下没有军队，他们曾向现在指挥西线所有部队的冯·伦斯德陆军元帅进行游说，但伦斯德拒绝背弃他效忠元首的誓言，或者说，这至少是他的借口。才能卓越然而看风使舵的冯·曼施但因陆军元帅也是如此。

在这个当儿——1944年初——一个十分活跃而且受人爱戴的陆军元帅对密谋分子表示了某种接近的倾向。施道芬堡起初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个陆军元帅就是隆美尔。他的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计划，使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感到十分惊异。他们中间多数人把这个“沙漠之狐”看作纳粹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认为他过去无耻地对希特勒献媚、争宠，现在只是因为看到战争败局已定，才想背弃他。他们因而不同意要他。

1944年1　月，隆美尔就任西线日集团军司令，这支部队是用来抵御英美渡海进攻的主力的。在法国时，他开始同两个老朋友往还很密，一个是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军事总督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军，另一个是法国军事总督卡尔·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这两个将军都已经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集团，他们慢慢地把隆美尔也引进来。他们对隆美尔进行的工作，得到后者一个担任文职的老朋友卡尔·施特罗林博士的协助。施特罗林是斯图加特市长。同本书许多人物一样，一度是一个热心的纳粹分子，但现在战争正走向失败，许多德国城市，包括他自己的城市，正在盟军轰炸下很快地成为一堆堆废墟，他就开始另作打算。他在这条道路上又得到了戈台勒博士的帮助。1943年8　月，戈台勒曾劝他参加起草一个给内务部——现在由希姆莱担任部长——的备忘录，联名要求停止迫害犹太人和基督教会，恢复公民权利和重新建立一个不受党和党卫队一秘密警察干预的司法系统。

施特罗林通过隆美尔夫人，把这个备忘录送给这位陆军元帅，这个备忘录似乎对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1944年2　月底，他们两个在乌尔姆附近赫林根的隆美尔家里促膝谈心。

［这位市长后来叙述道］我告诉他，东方战线上某些高级陆军军官提议逮捕希特勒，强迫他在电台上宣布退位。隆美尔同意这个想法。

我又告诉他，他是我国最伟大、最得人心的将领，在国外比任何其他将领都更受尊敬。我说：“你是唯一能够使德国避免发生内战的人。你必须以你的大名来赞助这一运动。”隆美尔迟疑了一下，最后作了决定。

他对施特罗林说：“我想，出来挽救德国是我的责任。”

在这次以及所有以后同密谋分子的会见中，他都反对谋杀希特勒——不是由于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由于实际考虑。他认为，这个独裁者如果被杀，就会成为一个烈士。他坚决主张由陆军逮捕希特勒，把他押上德国法庭，根据他对本国人民和占领区人民所犯的罪行加以惩治。

这时，命运又为隆美尔带来另一个影响。这种影响来自汉斯·斯派达尔将军。斯派达尔在1944年4　月15日担任这位陆军元帅的参谋长。他也是一个谋反分子，虽然与施道芬堡分属不同的密谋集团，但两人都是不同寻常的陆军军官，他不但是一个军人，还是一个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