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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3页）

要是想一下我所处的地位，就会了解到情况是何等复杂。

我落到了敌人的后方。致命的枪伤引起了一场大病，恢复了知觉以后，就不得不扮演一个英国间谍，——这个角色是一个既是害我的凶手又是搭救我幸免于难的女人强加于我的。这个女人要我冒充被她打死的一个英国侦探机关的头子，因此德国人就没有找我的麻烦。我也只好就来扮演一下这个角色，因为如果德国人知道了我的本来面目，他们就会立刻把我干掉的。

但是，主要的问题还并不在于仅仅是为了保住一条命，而是要参加到面临的这场斗争里去，给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从一方面来看，我处的地位十分有利：我身在敌人当中，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我实际是什么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又是独自一个人，很明显，一个人只身作战是极端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究竞应该怎么办才好呢？最好是能同我们的侦察机关取得联系，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要能同党的地下组织联系上也好，里加一定会有人民的力量在秘密地进行着活动，但是我也很难找到这些人。最简单的办法是设法跑到自己人那里去，就是越过战线，但是这样做需要极大的预见性，并且要万分谨慎。可以肯定，虽然德国人没有动我，但他们决不会把我忘掉的。

为了建立某种联系，并且确定我在这场斗争当中的地位，我竟干了一件冒失事，到我从前住过的那所住宅去了。柴普利斯不可能不同反法西斯地下组织有联系，他那种人是绝不会逃避自己应尽的义务的。我之所以说冒失，是因为我这样做可能引起对我们两个人的注意。但是，想要在敌人侵占的里加找到一个可靠的人的愿望非常强烈，我还是冒了这次险。

在进行秘密活动这方面我根本没有任何经验。至于怎样麻痹密探的嗅觉，我只在描写革命地下活动的作品里知道一些。我就照着书上说的那样，在大街上反复绕圈子，注意着过路的行人，然后突然拐到胡同里，紧张地等着是否会出现跟踪的人……

我做了这样的准备工作之后，才躲进了不久以前我住过的这家的大门。我在院子里站下了，停了一会儿。身后没有任何人跟着。我从后门转到前面的楼梯，又等了一会儿。四外静悄悄的。于是我就到上面去了。也还是鸦雀无声！我就又回到下面来，站到我住过的那个房间的门口了。我没有冒险用我自己的钥匙。我屏住气息，按了一下电铃……希特勒匪徒很可能在这里设下埋伏！

一个陌生的女人给我开了门，她穿得很不错，撅着她那两片薄薄的嘴唇。

“对不起，”我说：“柴普利斯家大概在这里住过吧……”

“柴普利斯？”她反问了一句，随后摇摇头，“我不晓得……我根本不晓得什么柴普利斯。”她用怀疑的目光望了望我，冷冷地又重复了一遍，突然她又有点儿温和下来了：“要知这我是不久以前搬来的……如果这家人家是在德国人来到之前住在这里的，那您最好到替察局去打听一下。”她很果断地提议说。她稍微犹疑了一下，又补充说：“他们好象被警察局抓去了……”

我觉得她非常不愿意同我谈话，因为她又摇了摇头，急忙就把门砰地关上了。

可是，其实她已经把我要知道的事情全告诉我了。

我回头看了一下，楼梯上没有人，于是我顺着原路到了街上。

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

不过，这也是预料中的事情。很难设想德寇会让柴普利斯一家人得到安静。而且毫无疑问，在开战很早以前，即在德国匪徒没有到来之前，被派到波罗的海沿岸来的盖世太保间谍早就拟定了该当被处死的当地居民的名单。

啊，这位谦逊和蔼、寡言少语的马尔丁·卡尔洛维奇·柴普利斯！……

不难设想他出了什么事情。

无论如何，指靠他的帮助算无望了……

只剩一个办法了！就是作一个可以说是只身的复仇者，尽自己的可能向占领者复仇，让自己的生命牺牲得更有意义些。我是很可能走这条路的，假如……

我很清楚，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当我确信毫无任何其他办法的时候，我才能只身进行斗争。因此我应该先等待时机，想尽办法同自己人建立联系，到那时就可以更好地确定自己的方向，探听出更多的秘密，特别是可以利用扬柯夫斯卡亚的企图来达到我自己的目的。

又到了一个平常的，同时也是一个奇怪的早晨。

我起了床，刮了脸，漱洗之后随便吃了点那个细心的马尔塔为我做的稀饭和几个鸡蛋，就到书房去。

我坐在那里，想着各种各样难解的问题。等着落在我手里的那些姑娘能来一个。看来，只有布莱克的姑娘来才能使我的生活起一点儿变化。

可是在十一点钟左右，来的并不是什么女侍和做按摩的姑娘，而是扬柯夫斯卡亚本人，她朝气勃勃，很是活跃。

她穿着一身很雅致的棕色连衣裙，戴着一顶黑色天鹅绒的帽子，脖子上围着的也是一条黑色天鹅绒的饰带。她漫不经心地抖弄着她那副黑色的丝织手套，根本没有提我们前一天晚上的那一场谈话。不过应当说，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想越过我们两人之间所形成的那种严肃的、表面上看起来甚至是一种友谊关系的界线。

“一切都好吗？”她问道。

“如果您认为我无所事事就是好，那就算好。”

“我正是要改变您的这种处境来了。”她靠近写字台坐下来，凝视着我，“我们或者干点工作？”

“我不晓得您所说的工作是什么。”我很冷漠地回答说。

“就是一般的工作。”她和解地说，又问道，“您今天是在等哪一个姑娘来吗？”

“是吧。”我说，“我没有给她们规定时间，她们什么时候想来就什么时候来。”

“那您可错了。”扬柯夫斯卡亚反驳说，“她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日子，甚至都有一定的时间呢。”她嘲笑般地看了看我，“她们的名单在哪里？”

我很奇怪：“名单？”

“是呀，您不要以为布莱克是不登记的。他是一个很拘泥形式的人。您的电话簿呢？”

她自己在一堆旧报纸里找到了电话簿。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