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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2页）

当时，微软的声音主要有：我曾经负责过搜索业务部门，因此掌握微软的搜索机密，还常在搜索方面指导比尔·盖茨，甚至声称最近l2个月就和他开过3～5　次一对一的搜索技术探讨会议。另外，微软声称因为我曾经在微软中国工作过，并且蓄意将我的职责夸大为负责后来微软中国的全面业务、政府关系和研发集团，所以掌握了微软中国的机密。甚至提出由于我在微软中国进行过招聘，所以连在Google　的招聘工作我也不能做。

另外，微软还在媒体上大肆渲染一件事，那就是他们在我休假之前问我是否打算回来，我说的是

“Yes！”但我最终离职了。微软自称内部有规定，员工休长假的时候，一定要承诺自己会回来工作。可是为什么我在微软的七年中从未听说过这个规定？是为了栽赃我刚刚制定的吗？

显然，这些指控都是莫须有！

对于我有关搜索技术的指控，更是丝毫没有根据。

我离职以后，一位搜索部门的员工发出了这样的电子邮件，“李开复根本和我们的技术无关，但是我们要把他卷进来，这样诉讼才有戏。到时候他就知道，他被栽赃了。”而这封内部邮件后来被提交成为法律上的证据。

对于微软说我“和盖茨讨论搜索引擎并且多次开会”的指控，真的是子虚乌有。事实上，自从我寄出一封邮件表示我对微软搜索完全失望以后，我再也没有参与过任何有关搜索的讨论。盖茨的会议记录里也证实2004　年以后，我和他从来没有开过一次会议谈搜索。微软甚至指责我掌握微软的招聘机密。但是后来，当我的律师问起“李开复到底掌握什么招聘机密”时，微软的“专家”资深副总裁也只能说出：“Hire　People……some　experienced，some　lessexperienced（雇用一些有经验的人，雇用一些没有经验的人），Hire　tens，hundreds，or　thousands　ofpeople（雇用数十个、数百个、数千个人），Hire　themfrom　universities（可以雇用大学毕业生），Hirethemfrom　within　Microsoft（在微软内部进行招聘），Hire　them　based　on　referrals（在推荐的基础上进行招聘）．”招聘了几百个人就成了机密了？太匪夷所思了吧！因此，当微软指控我知道招聘的机密时，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我究竟知道哪些机密。

刚开始的几天，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脑，然后看着负面新闻充斥着屏幕。当满心的委屈倾诉无门时，我变得茶饭不思，寝食难安。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的体重迅速下降，面容十分憔悴。我不敢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我不希望年事已高的她还为儿子操心。但就算家里人都瞒着她，也不可能瞒得住。台湾电视也在天天炒作这件抢眼的大新闻，母亲打开电视后，总是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和影子满天飞。有一天，妈妈终于按捺不住了，从台湾打电话给我。对于官司，她一句都没有提，只是简单地对我说，“儿子，妈妈相信你，要按时吃饭，保重身体啊！”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在电话这一边，我已经无法抑制地泪流满面。在面对质疑和困难时，唯有家人的支持能成为我迎接挑战的精神支柱和动力之源。我终于意识到，失去勇气就意味着丧失了面对挑战的机会，不但于事无补，还可能让我悔恨终生。我今生的座右铭就是：“人生在世，我们要用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用胸怀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并用智慧分辨二者的不同。”内心的声音开始告诉我，

“不能这样，我要振作起来！”

某一天早上醒来之后，我作出了决定，我不能浪费一秒钟在我不能改变的事情上。我要专注在我可以改变的事情上，为打赢官司而全力以赴。

于是，从那一天开始，我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把订阅的报纸停掉，不再上网看有关诉讼的任何新闻。因为这些都是我“不能改变的事情”，需要用胸怀接受，在这些新闻上浪费时间，除了给我增加痛苦以外，什么正面作用也没有。

我静下心来，开始和Google　的律师团队努力合作。在真正的判决来临之前，我要将全身心都投入这场艰苦的战斗，以便增加自己的胜算，并说服法官我没有错，这才是需要“用勇气改变的事情”。

在暂时的禁令颁布以后，Google　作了一个重要决定，它放弃了以前的律师，重金聘请了全加州最有声望的律师来协助我打官司。这个律师团队是一支“梦之队”，他们的每一个成员都彰显出智慧与活力，都是天才。对我来说，这6　个星期虽然如同人间的地狱一般难熬，但也是我人生中无比充实的　6个星期。与这些律师朝夕相处，除了让我与他们结下深厚友谊外，我也被他们的职业精神及毅力所打动。

在这个时期，我的律师团队变成了7　个人。我们每天都在一起合作搜集资料、搜集证据，全心全力地准备着这场战役。他们中问有首席律师兼资深副总裁大卫·德拉蒙德，他坚毅而平静。

有娇小的、坚持原则的华人女律师黄安娜

（Nicole　Wong），她是Google　的副首席律师。后来关于Google　回应微软诉讼的博客，全部是由她来撰写的。

有工作狂一样的韩裔律师迈克尔·权（MichaelKwun），他负责所有诉讼的细节。

还有“梦之队”的带头人，性格豪爽如西部牛仔一样的约翰·柯克尔（JohnKeker）。约翰被评为旧金山最好的律师，他过去处理过很多著名的案件，包括里根总统时代的“伊朗门”事件。

另外，约翰的团队还有两员大将，一位是印度裔的拉加什·唐格里（RageshTangri），他是技术和法律的双重专家。所有的技术问题，他都能掌握得很清楚。我甚至觉得他可以在高科技公司做一个称职的技术经理。

另一位是经常帮我练习在法庭上如何回答问题的苏珊·哈里曼（Susan　Harri—man），她是一位刚柔相济的女律师。一方面，她可以温婉地和你交谈，悉心地倾听你的顾虑，让你觉得她仿佛是一个最好的心理治疗师。同时她也有刚强的一面，她的职责是模仿微软严厉的律师向我提问。当她扮成微软律师跟我过招时，那咄咄逼人的架势经常让我觉得她瞬间换了一个人。

最后一位，布莱德·凯勒（Brad　Keller）是我的私人律师。他和其他的律师不同。如果说前6　位是咄咄逼人、智商超高的典型，那么布莱德·凯勒就是一位绅士，他总是彬彬有礼，人人都喜欢他，因此Google　的律师认为由布莱德代表我更合适。

正是这样一个“梦之队”，在整整6　个星期的时间里与我风雨兼程。这7　个人都是非常重视自由平等人权的美国人，和他们讲话，我都会感到一种勇气，一种正义感和非常强烈的自信心。

在搜集证据资料期间，我们向微软提出，需要收集我在微软期间的一些工作邮件作为证据，我们希望通过这些邮件来证明我的清白。但就是这样简单的事情，也往往会变得很复杂。

邮件如何起到证实清白的作用呢？比如微软提出，我曾经多次和比尔·盖茨交流微软的搜索机密，那我就需要从既往的邮件和会议记录中查到，我们

自从某个时问点后就再也没有谈论过搜索。比如微软提出，我雇用了很多资深的人做微软中国区的领导，如陈永正就是我主导雇用的。那我就需要在以往与微软人事经理的往来邮件中找出证据，证明我只是参与了对陈永正的面试，而不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