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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一高兴就诛九族也不能拉出去剐了请依法治国法律（第2页）

没料想，不良人回来了，一个个气色不正，口眼歪斜。王五见状笑问：“看来李四奴这小子还真偷了不少东西啊，比五匹绢还多？那就得徒一年了。他去做苦役倒也没啥，就是‘徒’以上的刑罚得县官甚至京兆尹来审理，还得送大理寺去判决，忒麻烦。李四奴这小子真该死。”

不良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有人闷声说：“嗯，他偷的东西比五匹绢值钱，值钱得多。”

王参军皱眉了，说：“不是吧，偷一尺绢杖六十，多偷一匹加杖十下……偷够五匹绢徒一年，偷十匹徒一年半，十五匹徒二年……偷够三十匹绢就要流放两千里，偷五十匹绢流三千里加两年苦役，这是盗窃罪的最高判刑了。李四奴他到底偷了多少东西啊？”

不良人说：“他偷了件龙袍。”

“……”

案件上报给万年县令，县令上报京兆尹，京兆尹上报大理寺。事关重大，大理寺又上报宰相奏明天子，指定刑部、御史台各派官员，会同大理寺官员进行“三司会审”。您穿越上身的这位刑部侍郎某，这才参与到案件中来。

一边侦查一边审理，李四奴受拷不过（“这杀材真没用，打二十板子就招了，最多可以打三次，总共二百板呢！”大理寺官员来某评论），全盘供出同伙数人，其中一人是贵官邵禄柔的家奴，负责看守邵家仓库。龙袍，还有其他财物，都是从邵家偷出来的。

李四奴一伙的窃盗案至此审理清楚，下一步侦讯重点转为邵禄柔私造龙袍的谋反案。在那之前，我们先把李四奴一案涉及的各色人等处分清楚。

主犯李四奴等数人，盗窃伪龙袍及金银器若干，价值超过五十匹绢，每人都流放三千里加苦役两年。同时，从他们的家产中罚没相当于赃物两倍价值的财物。

李四奴藏匿赃物，本来还另有处罚，因上述盗窃罪处罚已经达到上限，不再加刑。

永宁坊坊内出了一名盗贼，本坊里正（街道办事处主任）应笞五十，因三十日内破案捕获盗贼，里正免罚。

首告人张阿三可以得赏钱，李四奴等人被罚没的相当于双倍赃物的财产里，扣除赃物那一份，剩下一份，分给张阿三和出力捉盗的不良人作为赏钱。

张阿三欢天喜地叩头领赏走人，李四奴痛哭流涕地收拾东西去服刑，下面可以审理邵禄柔私造龙袍案了。

本来呢，这个邵某如果只是自己缝了一件龙袍，甚至是偷了龙袍玩Cosplay，倒也不能算“谋反”，“盗乘舆服御物罪”的处刑只是流放两千五百里。但是随着侦查的深入，发现这人不仅造了龙袍，还造了冠冕、礼器、车辇、兵器、铠甲……私养了一堆马匹武士谋臣，做好了行刺皇帝改朝换代的谋划，联络了京外封疆大吏，画好了军事行动地图……

简单地说，不把这人定性为谋反的话，我誓不罢休……于是三司会审的官员们量刑上奏，皇帝批复“宜依”，按照唐律，处刑如下：

正犯邵禄柔砍脑壳，没说的。他的父亲和儿子（第一等亲族）按律要绞死，他的母亲、女儿、妻妾、媳妇、祖孙、兄弟、姐妹（第二等亲族）、奴婢都应该罚没为官奴婢，他的家产也应该罚没为官产。

但是具体细分起来，还有很多种情况。比如主犯有三个儿子邵大、邵二、邵三，其中邵大和邵二都已经年满十六岁，那就得绞死，而邵三还不到十五岁，可以免死，降一等，罚为官奴婢。

主犯的母亲邵古氏年龄超过六十岁了，可以免罚，领走属于自己的一份家产另立门户过日子。父亲邵归克就比较惨，男人要满八十岁才能免罚，他不到年龄……如果遇上了一个心软的执法者，肯给邵归克的身体状况出具“笃疾”（最高级别的老病残废）证明，那也可以免罚拿家产走人。

主犯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订婚，收了聘礼约书，那就算夫家的人了，可以免罚，从入官的家产里领回本属自己的一份嫁妆，嫁人去吧；小女儿还没许嫁，真不幸，只能没入掖庭去做官婢了。

此外，主犯邵禄柔的伯妗、叔婶、侄儿侄女（第三等亲族）按律也要被流放三千里。邵的伯父就申诉了，说他家和主犯已经分家，不同居共财了，那么好，你人要流放，但你家的财产可以不没收入官，你自己带走。

唐代最严酷的“合法刑罚”，就是这样的了。

您可能觉得不过瘾，没关系，在合法刑罚之外，非法的私刑滥刑也一直在社会各阶层存在着，只是随着时代风气不同，轻重程度有所区分而已。

比如，历朝历代的皇帝，就没有哪个敢拍胸脯保证朕一辈子奉公守法从来不动私刑的；各级官吏在审案子的时候，也难免会多打几板子逼出口供来，万一碰上周兴、来俊臣这种酷吏，那犯人只能自怨命苦但求速死；一般的贵族甚至平民，对自家奴婢动用私刑也不算罕见。

私刑呢，在唐代是一种无法绝迹，但始终被批评指责的行为。唐律里有种种条文，限制官员、主人滥用私刑，一旦违法，要承担责任被判刑。对皇帝的滥刑行为，虽然没有什么有效的监督控制办法，但大臣和史官们议论这事时，也大多持否定态度，有些人就直接冲着皇帝喷唾沫星子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