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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严酷的筛选（第2页）

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何叔衡与毛泽东同志同为中共“一大”湖南的代表）、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新中国同龄人都记得这三部作品，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刘伯坚的《带镣行》，都是他们在铁窗中对中国命运的思索。

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一腔热血。

国民党南昌行营有如下记载：

“截至本月底（注：1935年3月底），江西清剿军先后在于都、会昌俘红军六千余人，步枪手枪两千余支，机关枪五十余挺。在瑞金俘红军三千余人，掘出埋藏步枪身八千支，机关枪二百余挺，炮身十余门，迫击炮十余门，图书三十余箱，铜锡两百余担。”

与牺牲伴随的是工农红军转移前后一批人的叛变，历史作为洪钟，默默接纳着，又默默展示着这千千万万令人惊心动魄的嬗变。

我们看看从1930年到1934年期间所出现的叛徒。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中亮被捕叛变。这些叛徒可绝不仅仅是一般的人物。这些人都是中央政治局以上的人物。

中央红军在1934年进行战略转移的前后：

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

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

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

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叛变；

闽北分区司令李德胜叛变；

闽赣分区司令宋清泉叛变；

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

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佑叛变；

红十军副师长倪宝树叛变；

瑞金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

我们可以看到，中央苏区军以上干部叛变的也不少，这就是我们讲到任何革命都有投机。

中国革命没有投机吗？中国革命也有很多人投机，甚至是数量不少的人投机，但是投机中国革命，要走到底太难了，因为中国革命的这种生死考验太多了。

这些人坚持到了这么高的职务，最后还是坚持不住，纷纷叛变。中国革命所呈现的这种大浪淘沙，可能超越任何国家。

这就是新中国奠定的时候带出的是一支非常精锐的队伍的原因。这种筛选太厉害了，是非常严酷的筛选。

37。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的人生悲喜剧

在所有叛变中，最为严重的就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龚楚何许人也？

龚楚是广东乐昌人，1924年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25年6月，他就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赴广东省农民协会从事农运工作，后来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乐昌，成为在该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共产党人。

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想辗转于粤北进入湖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

朱德回忆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

井冈山斗争时期，有军民运动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龚楚，成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红军中也算屈指可数。

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毛泽东、朱德、龚楚。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这就是龚楚当时的地位。

龚楚不但在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建立了很深的合作关系，在百色起义时又与邓小平建立了很深的合作关系。1929年12月龚楚参加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是龚楚。由于龚楚是从井冈山过来的，熟知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给红七军的建设的确带来不小帮助。龚楚后来担任的职务也闪闪放光：他在继李明瑞之后任红七军军长，然后是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部代总参谋长、赣南军区司令员。

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起初连个明确的职务都没有，龚楚却出任了中央军区参谋长。

这样一个人物的叛变，对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留守力量的严重影响可想而知。

龚楚的叛变出现得很突然。1935年2月，他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5月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遭到粤军袭击，随后叛变投敌。陈济棠给他一个少将“剿共游击司令”的职位，调一支40多人的卫队归他指挥，要他到赣粤边去诱捕项英、陈毅。龚楚将自己的叛变隐蔽得很巧。10月中旬，他把卫队扮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和粤军余汉谋一支部队假打一阵，“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