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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阴见多云（第2页）

土肥原还是一名士官生的时候，就长于测图。因为与阎锡山有同学关系，20世纪20年代他几次去山西，阎锡山均待若上宾。他的要求阎锡山无不从命。利用这个关系，他在山西各地旅行，有计划地把山西的兵要地理作了一番详细侦测，尤其将雁门关一带作为侦测重点，对桑干河一线也非常注意，详记了重武器可通过的险要地点。

“七七”事变后，土肥原的用心立刻显示出来。国民党高级军官都认为雁门关是天险，尤其茹越口附近的铁甲岭更是险地，很难使用重武器，绝非日军攻击之目标，所以在这一带事先既未构筑工事，兵力配备也不足。至日军从空隙中突然钻进来，他们才大吃一惊，感到对山西的地形还不如日本人熟悉。

侵略者，不都是那些只会挥动屠刀的恶汉。有心计的、特别是有长远心计的侵略者，那种巨大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一个齐装满员的师团

土肥原还是在阎锡山的热情款待中完成山西的地形侦察的。阎锡山后来与日本人在平型关打，在雁门关打，在忻口打，一次比一次败得惨。“对山西的地形还不如日本人熟悉”把我们讽刺得更惨。要抗日又抗不住，只是个勇气问题或装备问题或训练问题？为什么不到大难临头、便不知道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1935年用一个月时间走遍大半个中国的土肥原，目的是策动华北自治。冀东的殷汝耕和山西的阎锡山不必说，连察哈尔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榘、河北的商震，都是土肥原的争取对象。

重点攻宋哲元。

1935年4月26日，蒋介石刚刚兼并完贵州、处理好王家烈，就收到其密友、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从北平发来的电报。电报是发给重庆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称张学良、于学忠正在靠拢日本。日方正谋利用张、于造成华北独立政权。于与宋哲元亦相结，宋已聘日顾问。

黄郛之言，除宋哲元确实聘请了日本顾问之事，多系捕风捉影。

但他却第一个做了较准确的天气预报：山雨要从华北开始了。

黄郛发电不到一个月，1935年5月，天津日租界发生两名亲日新闻记者被杀事件。日方立即抓住这个机会。5月2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派参谋长酒井隆、武官高桥坦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驱逐东北系及中央势力出华北”的要求。

梅津美治郎是“三羽乌”在德国巴登巴登圈定的11个骨干分子之一。当时他任驻柏林武官，是11人中资历较深者。资深之人看不惯资浅之人，资深部队看不惯资浅部队，在日军中也一样。虽然同是“一夕会”成员，但梅津就看不惯关东军的石原。1931年8月梅津美治郎任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一个半月后关东军突然策动“九一八”事变，梅津对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发动事变的谋略不满，认为违背了军部《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中“约以一年时间作好准备，于明春以后实行”的侵略方针。

不满归不满，眼看新锐的关东军借“九一八”事变迅速膨胀起来，老资格的华北驻屯军也看得眼热。1934年3月梅津美治郎被任命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后，也想如法炮制，像他不大看得上的后进石原莞尔一样，弄出点事情来，扩大华北驻屯军的地位和影响。

借天津事件，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代表梅津向何应钦提出的要求是：

一、撤换河北省府主席于学忠，省政府移保定；二、撤换天津市长张庭谔，公安局长李俊襄，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三、撤退驻北平之宪兵第三团，军分会政治训练处长，蓝衣社及驻扎河北之中央军及于（学忠）部，河北各级党部。

否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

华北危机由此开始。

何应钦奉蒋之命按日方要求，步步后退。7月6日，何应钦被迫以打字函形式承认日方的要求，即后来所谓的“何梅协定”。

但急于生事的日方已经失去耐性了。不待何应钦同意，6月2日，天津日军参谋长酒井隆宣称，蒋中正必须离职。

此时红军刚刚渡过大渡河。

蒋介石坐不住了。

其实他早感觉到了局面不妙。“九一八”事变后，国联除了派出个李顿调查团，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就再无动作。想通过国联干涉解决东北危机，“以夷治夷”，“以夷制夷”，但英、美大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发表完几篇表示遗憾的声明，照样和日本做生意；没有哪一国愿帮中国出一分力流一滴血。

就像孙中山当初碰尽了钉子最后转向列宁的苏维埃俄国一样，蒋介石见日本人执意要他下台，也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如何靠拢斯大林的苏联。

但他早把和苏联的关系弄僵了。一是1927年4月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事变，一是1929年7月的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南京政府决定强行收回中东路，中东路事件爆发。7月18日，加拉罕大使代表苏联政府宣布召回全部在华人员，与南京政府绝交。10月，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张学良的东北军八万多人向满洲里、绥芬河地区的苏军发动进攻。苏军猛烈反击，东北军伤亡惨重。

交恶至此，还怎么利用苏联帮助他抵抗日本侵略呢？

中国共产党人不知道，就在他们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工农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的时候，1934年10月16日，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廷黻到达莫斯科，开始寻求恢复与苏联中断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