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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和暂住证的事（第2页）

我外婆一辈子没户口，照样活到九十六岁（顶多是重阳节时没人来慰问罢了）。但是由于没有户口，就算活到九十六岁了也没人承认。

前几年，我妈总算帮我把户口从兵团调了出来。这才知道，自己居然是一九六五年出生的！而且籍贯还是河南……天知道是谁的户口安到我头上了……无论如何，总算成了一个有户口的人了。然而，那两年我的家庭仍然奔波不定，我的户口所在地又没有住房，只好把户口挂在县城一家其实并不熟悉的老乡的家里（当时我们熟悉的朋友似乎也都是没户口的）。可是那家老乡不久后搬了家，失去了所有的联系。于是乎，我又成了一个没户口的人。

除户口之外，没暂住证也是很麻烦的事。七八年前，我在乌鲁木齐一家地下黑车间里打工，干流水线。老板没办执照，我们也没办暂住证。大家都跟耗子似的活得偷偷摸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连夜市都不敢去逛。因为在我们这些打黑工的人群中，有一种传言说是夜市上也开始有警察查暂住证了。还说他们一见到民工模样的就要求出示暂住证，若拿不出来，就当场带走。并且还让所有人排成一列队伍押送到什么地方办罚款手续。

虽然我在夜市上一次也没被逮到过，但那样的队伍的确是看到过的。那些头发凌乱、趿着拖鞋的打工仔们，嬉皮笑脸、一路骂闹着长长地走过大街。每一个人都强作无所谓，整条队伍强忍着不安。

暂住证一年一换，换一次九十八块钱。这个价格打得很有策略：说起来只是两位数的支出，其实跟一百差不多。现在想想看都觉得很稀奇：那时候我们居然穷得连九十八块钱都掏不起。

尽管很小心，后来还是被逮到过一次。

我们这些打工的怕公安局，当老板的则怕工商局。为防端窝，我们全都通宵干活，白天休息。车间角落一面宽大的裁衣板算是我们几个女孩子的床，另一个车间的另一面案板是男工友的床。白天老板就把车间锁了，装出里面没人的样子。因此每到睡前，我们渴死也不敢喝水。不然的话，到时候憋死也上不成厕所。

那天老板进车间取东西，出去时忘了锁门。正睡得香呢，突然有人闯进车间，大声地嚷嚷着什么。我们几个女孩子睡眼惺忪地翻身起来，看到他们急步走过来。前面一个人掏出一个小牌子，在我们眼前迅速晃了一下，厉声道：“你！出来！！还有你、你、你，统统出来！”

有人胆怯地问道：“怎么了？”他便又不耐烦地晃了一下工作证，算是说明了一切。我们这才勉强清醒过来。而之前已经连续工作了近二十个小时，刚躺下不过两三个钟头。人生最悲惨的时刻真是莫过于头昏脑涨之时却遭遇晴天霹雳。

总之大家都吓坏了。年纪最小的姑娘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还有两个姑娘犹豫着开始起身取衣服。还有一个吓蒙了似的，捂在被窝里不敢动。

虽然我也很害怕，但还是故作镇静地说：“那你们先出去，等我们先穿上衣服再说。”

他们愣了愣，说：“快点！”气势汹汹甩门出去了。

其实之前我确实是那样想的——等他们出去后，穿好衣服就跟他们走。可当他们真的走出门后，突然间却改变了主意。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和怒意，使我一下子跳下案板冲过去，别上了插销，反锁了门。我从来都不是什么脸皮厚的人，况且那时又是自己理亏（仅仅因为我们是外地人，仅仅因为我们没有钱办暂住证就理亏……）。但那一刻，出于极度的疲惫和对生活的无望，突然间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对其他人说：“睡吧睡吧，实在太瞌睡了……”一头钻回了被窝。

她们都害怕得不得了，说：“这样行不行啊？”

我说：“咋不行！”

很快，外面的人觉察出不对劲了，大力敲着门喊话：“好了吗？到底好了没有？快点快点！”

后来就开始砸门，又用力地踹门，大声叫骂、威胁。门扇忽闪忽闪的，似乎马上就要被踹开了。最小的那个姑娘又哭了起来，后来大家都跟着哭。

她们对我说：“还是把门打开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捂着被子，也害怕地流下了眼泪。后来终于渐渐沉入深深的睡眠之中。

更早的时候，我和我的家庭跟随哈萨克牧民进入阿尔泰山脉深处的夏牧场做生意，在牧道的路口支了顶帐篷卖粮油日杂。然而，哪怕在那种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五分之一个人的深山老林里，照样有查暂住证的。

那几个边防派出所的家伙实在讨厌，没事就到我们帐篷边转一转。看到门口晾的有野木耳，摸摸成色不错，就统统打包兜走。看到油锅里正在炸野鱼，就排成队站在锅边等着鱼出锅，然后每人两手一左一右各拎一条小鱼，排着队站在锅边津津有味地吃。如果是陪同上面领导来的，还热情地招呼领导随便吃，熟练地介绍此种野鱼的诸多好处……比在自己家还随意，无论干什么都不消和主人家打招呼。虽说占的便宜都不大，但就是让人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