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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2页）

他指着毛毛的书中另一段涉及他的文字：

“文书科科长是张唯一，工作人员有张越霞、张纪恩等人。这个科要负责刻蜡版、油印、收发文件、分发文件、药水密写。这些工作都是分头去做的，而且都是非常秘密的。中央的文件和会议记录，一式三份，一份中央保存，一份送苏联的共产国际，一份由特科送到乡下保存。据说乡下的这一部分没有损失，解放后都拿到了……”

张纪恩说，这句“苏联的共产国际”，就是概念性的错误。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怎么能说是“苏联的”呢？

其实，毛毛说的“苏联的共产国际”，可能是漏了一个“在”字，即“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可是，张纪恩看书，一丝不苟，有一点小小的纰误也不放过。

1980年，多年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张纪恩，曾受中央档案馆之邀，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

张纪恩为此在中央档案馆工作了三个多月……

中央档案馆把这位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共中央机要主任请来，为的是帮助中央档案馆对一批早年的中共中央档案进行手迹辨认等鉴定工作。

张纪恩一看这些文件，如同旧友重逢，感慨万千。因为内中有许多是他亲笔所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还有许多文件是他当年经手保管的。

张纪恩向笔者说起这些文件的一个“惊险故事”：

1931年6月21日，就在张纪恩被捕的前两天，中共中央派来两位地下党员，即徐冰和浦化人，从张纪恩所住的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机关运走两木箱中共中央文件。

如果这两木箱中共中央文件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风声已经很紧，所以中共中央采取紧急措施，把戈登路恒吉里机关那两木箱文件转移。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估计到恒吉里机关不安全。但是还没有预料事情的变化会那么快。不然，中共中央会下令恒吉里机关迅速转移的。

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2）

由于这两大箱文件及时得以转移，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场大劫难。解放后，这两大箱重要文件全部进入中央档案馆。

考虑到张纪恩年事已高，中央档案馆每天取几份文件，请张纪恩鉴定。

张纪恩记得，内中有一份支部工作报告，下面的签名像画了一个符号，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无法辨认。张纪恩一看，马上说：“这是邓颖超的签名！”原来，当时邓颖超习惯于签一个“邓”字，而这“邓”字又写得“龙飞凤舞”，所以不知内情的人几乎无法辨认。

有几份关于工会工作方面文件的手稿上，没有留下起草者的姓名。张纪恩一看，认出那是项英的笔迹。一核查，张纪恩的辨认完全正确，因为当时工人出身的项英，负责工会方面的工作。

有一份是中共中央代表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会计的熊瑾玎的财务工作审查结论。中央档案馆不清楚那结论是谁写的。熊瑾玎，当时人称“熊老板”，是上海“福兴”字号的老板。他是湖南长沙人，早年加入新民学会，1927年加入中共。他以“老板”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同时担任中共中央会计。尽管“熊老板”是绝对可靠的同志，但是对于来往账目，中共中央还是要派人加以审核的。

张纪恩一看那中共中央代表的笔迹，马上就说：“这是黄介然的字！”

中央档案馆经过查对，那确实是黄介然的笔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是李立三。审核账目本来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事。李立三很忙，就叫黄介然去审核。

张纪恩对于早期的中共中央档案如此熟悉，清楚表明他这个当年的中共中央机要主任是“货真价实”的。

毛毛那段文字中提及的“张越霞”，就是张纪恩当时的妻子。

张越霞原名张月霞，跟张纪恩同乡，都是浙江浦江县人。

张纪恩说，他出生于1907年。1923年至1924年，他在家乡参加了爱国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1925年，十八岁的他，在杭州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由团转党。

张纪恩记得，张越霞出生于1911年。张越霞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她的大姐叫彩霞，二姐叫翠霞，她叫月霞。后来，是张纪恩给她改成“越霞”，“越”是浙江之意。

张越霞在1927年10月，由郭怀庆、徐素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7月，在浦江县的钟楼上召开党员会议时，负责人朱锡吾介绍说，上级党组织派人来了。此人便是张纪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