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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第2页）

夏萱说：“以后你有什么难事，需要我帮忙的话，就来找我。”

保良不知道夏萱是在表达一种由衷的友情，还是一种常规的客套，抑或是希望见面到此结束。但无论如何，他站了起来，向夏萱说了告别的话。

“谢谢你，”他说，“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话，也请尽管找我，我一定尽力而为。”

夏萱也站起来了，笑了一下，但很节制，她说：“我又不去你们酒店消费，你能帮我什么忙啊。”

保良想了一下，说：“我现在，是个体力劳动者了，有需要出力气的活儿，我都能干。”

夏萱很认真地接话：“不用出力气活儿，你能办吗？”

保良马上回答：“当然能啦，你说吧，我一定能办。”

“把这两百块钱拿回去。”夏萱说，“过去的事情别总放在心里，你已经有了新的生活，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幸福的感觉。我真心地祝愿你，能找到那种感觉。”

周三，保良接到了女子监狱寄来的通知，通知他在本周的周日，可以前往监狱，探视他的姐姐。

周日，保良和雷雷早早起床，天没大亮就走出家门，提着为姐姐买好的食物和用品，向公共汽车的车站走去。

女子监狱设在省城附近的一个镇郊，清晨出发，乘公交车和长途车在途中辗转，上午九点就能到达那个无名的小镇。那一天从全省各地赶来探视的犯人亲属相当不少，青年壮年，老弱妇孺，全都拿着刚刚领到的探视证，排在监狱巨大的铁门前面。

上午十点，保良和雷雷随着第二批会见的亲属被民警带进铁门，鱼贯进入会见大厅，肃静地坐在一面玻璃隔墙的一侧，等着自己的亲人出来。五分钟后，犯人们从隔墙的另一侧被带进来了，保良和雷雷竖起脖子紧张地张望，在列队而进的女犯当中，竟然没有找到雷雷的母亲。当进入大厅的女犯全都依序坐定，面对自己的亲人用通话机开始交谈以后，保良才看见一位女警扶着面色苍白的姐姐，从门外蹒跚地走了进来。

雷雷没有遵守和保良事前的约定，眼泪哗哗地哭起来了。保良本想忍住不哭来着，但看到姐姐病入膏盲的样子，看到姐姐顷刻哭歪的面孔，他的眼圈立刻红了起来。他听着雷雷用通话机叫着妈妈，看见姐姐边哭边叫雷雷，他听不见姐姐说了什么，但从她脸上的表情可以想到，日复一日的与世隔绝，日甚一日的疾病磨损，姐姐乍一见到她亲爱的儿子，那是怎样一种肝肠寸断的心情！

那次会见只有二十分钟，大部分时间由雷雷占用，保良和姐姐说话时注意到姐姐的目光，在他的左耳的耳垂停留了很久。那里有母亲留下的一只耳环，那只耳环一直是母亲和儿女之间彼此相思的念物。

姐姐的声音虚弱，先问保良雷雷听话不听话，说雷雷要是真不听话你该打就打，别惯他宠他。然后，姐姐又问保良能不能去求求父亲，让父亲替她去求求公安厅司法厅的头头，让她尽早出去，求父亲可怜她现在一身是病。保良含混地点头，答应姐姐去找父亲尽量说情。他没有告诉姐姐，他和父亲因为雷雷，因为陆权两家的前仇旧恨，已经中断来往，他不想让姐姐感到绝望。当一个人的肉体受到束缚的时候，内心残留的希望也许是生活下去的最后支柱。

会见结束的时间到了，犯人们听到民警的命令，纷纷站起身来。姐姐仍然由一位女警扶着，一步一挪地走在最后。保良和雷雷从另一侧走出会见厅时，有民警高声在问：“谁是陆保珍的亲属，谁是陆保珍的亲属？”保良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连忙出声答应：“我是。”民警说：“你过来一下。”

保良便拉着雷雷，尾随那位民警走进旁边的一间屋子。在那间屋里，一男一女两位民警让保良和雷雷坐了下来，由女的开口，第一句先问保良：

“你是陆保珍什么人呀？”

“我是她弟弟。”

“你叫什么？”

“陆保良。”

“这小孩是陆保珍的儿子吧？”

“对，他叫权雷。”

保良表面镇定，心里紧张，他抓住那位女狱警低头在小本上记录的间隙，插进去问道：“我姐，我姐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吗？”

“你姐姐进来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位年长的女警说道，“进来后我们发现她的身体不好，经过监狱医院和省监狱局医院检查，诊断她患有多种疾病，特别是风湿病，比较严重，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自理也很困难。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我们考虑让她保外就医。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姐姐除了她这个未成年的儿子之外，现在外面还有你和你父亲两位亲属，你回去和你父亲讲一下，家里也准备一下，等过两天这件事上面一批下来，我们会立即通知你们，把她接出去保外就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