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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品人识鉴（第2页）

严光睡而不应，过了半天，慢慢睁开眼睛：“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强迫！”

刘秀说：“子陵！我竟不能请你出山吗？”于是叹息而去。

刘秀仍不放弃，又请严光到皇宫，两人长卧回忆往事时，严光将脚搭在刘秀的肚子上，皇帝也没有脾气，但仍无法说动严光。

严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为纯粹的隐士。

他的隐逸与政治立场没有关系，而是完全出自于个人的价值观。

最后，他离开洛阳，返回富春江，在那里以垂钓度过余生。严光对后世士人影响极大，成为东汉以后隐士的标杆。北宋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写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但后世对严光于清明之世、遇英明之主、仍拒而不出的做法持有严厉批评。总结起来一句话：如果不是刘秀收拾乱世，哪有你在江边安然垂钓的机会？

面对这样的指责，严光就真的需要低头吗？

当然不必。他的个人选择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的选择是忠于自己内心的。

东汉士人普遍的隐逸情结跟魏晋名士还不一样，他们更多是来自道德上的标准，也就是“守节”，认为隐是高于仕的（“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而不是像魏晋名士那样来自于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除严光外，东汉还有周党、王霸等著名隐士。

关于东汉隐士气节之高，在周党的答复中可以看出：“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他们在权力面前保持着人格的高贵和独立，坚守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不移。这实际上是隐士文化中最光辉的部分所在。

对东汉后期来说，政权的无望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导致了隐逸风尚的出现。

一旦大批有才有德者都归向了山林，那么反过来又加速了当时政权的崩溃。《后汉书·陈纪传》：“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尤其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后，作为“清流”几乎已经无法在朝廷上立足，这时候就只有两个选择了：一是化为浊流，难得糊涂；二是归隐林下，或讲学，或全隐。

于是，出现了黄宪、郭泰和徐穉为代表的“汉末三隐”。

黄宪累世贫困，但学识、德行极高，名重一时。很多名士见了黄宪，都“茫然有所失”，除了郭泰的赞美外，名士周子居亦说：“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

时陈蕃为太尉，以征召天下高士为己任，曾站于朝堂上叹道：“假如黄叔度在此堂上，吾不敢先佩印绶矣！”陈蕃，东汉后期天下士人的领袖，仍有此语，可见黄宪名气之大。

实际上，当时黄宪既没说过倾世之言，更未过济世之事，但却仍名播天下，这正是隐士最诡秘也最神奇的地方。

在东汉后期的三隐中，郭泰居北地，黄宪居中原，南方的隐逸代表，则是徐穉。

唐代王勃在千古一赋《滕王阁序》中说：“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塌。”徐孺即徐穉，也就是受到陈蕃礼遇的那位。

徐穉博览群书，无所不通，但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对时局的判断，所以坚持不仕，拒绝了陈蕃的出山邀请。

但陈蕃回到朝廷工作后仍向皇帝推荐了徐穉：“我见豫章隐士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著、颍川李昙，都是高德之士，为世人所知，如果请他们出山，出任三公，将是国之大幸。”

桓帝下诏征五位隐士入朝，但没有一个肯出山。

徐穉在山中读书、耕种、自食其力，在其影响下，当地民风淳朴清正，世所罕见。这是隐士的力量。

徐穉虽然守志隐逸，但心中不忘那些推举过自己的人。

在陈蕃来之前，太尉黄琼已举荐过他了；后黄琼去世，徐穉从江西徒步赶往江夏吊唁，因为身上没盘缠，所以一路以给人磨镜子挣出路费。

在江夏，参加葬礼的名士很多，包括郭泰。

但徐穉哭完就走，郭泰叫人追赶，谈到东汉时局，徐穉告诉来人：“请替我向郭林宗致谢，大树将倾，非一绳可以维系。”

及至郭泰的母亲去世，徐穉又千里迢迢地从江西赶往山西。古代时这一路上经历多少磨难，是可想而知的。到了山西，徐穉在郭母墓前放了一束春草，并未见郭泰而返回南方。

刘备如何

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关于刘备，无须多说，他的仁慈，他的虚伪，他的重哥们儿义气，他的时而流露的诡计。这里说的是《三国演义》里的刘备，而不是《三国志》里的。

在这里，曹操问裴潜：“你当年与刘备在荆州刘表手下共事，觉得刘备的才能如何？”

裴潜，字文行，同样来自山西闻喜的裴氏家族，是裴秀的父亲。初投刘表，及至曹操下荆州，裴潜入其幕，后累至尚书令，成为朝廷重臣。在世之时，他以清正廉洁著称；同时，又善品人。正因如此，遂有曹公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