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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1章 小国大军事的怪胎（第2页）

1611~1632年的古斯塔夫二世时期，瑞典常备军约3万–4万，占本土人口近3%。

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中，瑞典通过雇佣军和强征外国士兵，巅峰时期总兵力达15万，人口占比接近惊人的17%，远超本土人口承受能力。

其维持庞大军队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以战养战”，依赖德意志占领区的资源，如掠夺、征税。

二是军事改革，推行义务兵役制，每10户抽1丁，但实际依赖雇佣兵。

三是铜矿经济，瑞典铜出口占欧洲市场23，财政收入的60%用于战争。

然而与永明镇和瑞典相比，后金在军队占人口比例上才是一个真正的怪胎。

1615年，后金人口约35万，但军队已达6万，占比约17%。

1619年萨尔浒之战时，后金动员了8-10万军队，包括蒙古盟友，而当时总人口可能仅50万左右，军队占比高达16-20%。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欧洲国家，如法国、西班牙的军队占比通常仅1-5%。

这与其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是分不开的。

后金实行“十丁抽一”甚至“三丁抽一”的征兵制度，几乎所有成年男性都可能被征召。

朝鲜史料记载，后金“从十岁小儿，到七十老翁，无不从军”。

其赖以维持庞大军费开支的，是一种农业与掠夺结合的经济模式。

后金早期依赖渔猎和掠夺，但很快转向农耕，尤其是征服辽东后，大量汉人被迫耕种，粮食产量大幅提升。

通过“计丁授田”政策，后金将土地分配给士兵和归附人口，确保稳定的兵源和粮饷。

后金军每次出征都以“抢西边”为目标，掠夺人口、牲畜、金银以维持战争。

例如，1629年的“己巳之变”，后金军劫掠河北，俘获人畜46万，极大缓解了经济压力。

八旗的战斗力与其在动员和决策上的高效是分不开的。

八旗制度将军事、行政、生产融为一体，士兵平时务农，战时出征，极大提高了动员效率。

相比明朝的卫所制，兵农分离，战斗力低下，八旗军更具凝聚力和战斗力。

后金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使军事决策极为迅速，如萨尔浒之战“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术，三天内就制定并执行。

相比之下，明朝的朝廷决策往往因党争拖延数月。

对比其他怪胎国家，如欧洲的瑞典和普鲁士，后金也是极其特殊的。

瑞典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依赖雇佣军和掠夺维持庞大军队，但终因财政崩溃而衰落。

普鲁士18世纪军队占比高达4-7%，但依赖严格征兵和重税维持，社会负担极重。

后金却能通过八旗制度、掠夺经济和高效决策，长期维持高比例军队而不崩溃。

后金以极小的人口基数维持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并通过八旗制度、掠夺经济、农耕补充、快速决策等独特方式，克服了经济和人口限制，最终击败明朝。

这种模式在17世纪的全球范围内极为罕见，堪称是一个军事-政治上的“怪胎”。

实际上，以永明镇目前六万的人口规模，李国助理想中的军队数量是一万，占比接近人口的17%。

换句话说，就是在军队规模上，他在向后金看齐。

但在维持庞大军队开支方面，他却有自己的一套，并不打算模仿后金。

他参考的其实是欧洲的威尼斯城邦和三十年之后的明郑政权。

这两个政权有三个共同点。

一是小国大军事，均以极小人口维持超比例军队。

二是商业支撑，依赖贸易而非传统农业经济。

三是海洋霸权，海军为核心，控制关键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