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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9章 制度下沉 从厅级试点到基层自治的博弈（第2页）

田勇抬头望着他，眼神中掠过一丝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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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李一凡召集南溪县委班子、九个乡镇党委书记召开现场会议。

会议地点选在河湾乡，不设布景，不请记者，只关上门讲一个问题：

“你们填的那些‘优秀’，是谁说了算？”

现场一片沉默。

李一凡目光缓缓扫过在座每个人：

“制度平台，不是给省委看的，不是给市委看的，是你们自己的镜子。”

“你们糊弄它，就是糊弄你们的政绩、糊弄你们的未来。”

“你们担心平台是枷锁，但我告诉你们——它既是规矩，也是保护。”

“你们越真诚，它越有效；你们越敷衍，它反噬的越快。”

这一番话，让原本坐得端正的刘全义微微低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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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李一凡专门召开制度技术组会议，提出一个新功能构想：

“把权限交还给基层，模块可以定制，评分指标可以微调，但必须实名留痕。”

“每个镇、每个村、每个系统，都将拥有自己的一份‘自治版本’。”

这个功能命名为：“数据自治比重”。

系统允许各基层单位根据本地情况，设定反馈数据权重、考核基准、自选备注模板，但所有操作记录必须锁定账号、时间、地点，形成“地方制度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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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星城市平台发布“制度2。5版本”，首次引入“本地化数据权重引擎”，支持县镇自主设定指标。

赵建国在省委常委会上公开表示：

“制度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不是从上往下压的过程，而是把平台变成每一级组织自我提升的工具。”

“这就叫：基层改革，从‘被治理’转向‘自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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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李一凡站在星城市委办公室阳台，望着远处市区万家灯火，深吸了一口气。

制度，终于开始走进最难的一环——底层治理。

那是最复杂的社会细胞，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政治空间。

制度改革，不能止步于文件，也不能止步于城市。

它必须下沉，必须生根，必须真实。

唯有如此，才能从“潇湘样本”变成“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