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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05章 高祖武皇帝十八（第1页）

鄱阳王范从枞阳派人给江州刺史寻阳王大心送信，大心收到信后也派人邀请范过来。范就带着军队去了江州，大心把湓城给范他们驻扎。

吴兴这边兵力又少又弱，太守张嵊就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带兵打仗那些事儿。有人就劝张嵊，说你看人家袁君正，直接献郡迎接侯子鉴，你也学他呗。张嵊听了，感叹道：“袁氏家族世代都坚守忠贞，真没想到君正这小子一下子就把家族名声给毁了。我难道不知道吴郡已经沦陷，吴兴也很难长久保住吗？但我既然已经把自己交给国家，那就只有拼死一战，绝无二话！”九月癸丑初一，侯子鉴的军队到了吴兴，张嵊迎战失败，回到官府，整理好衣服，镇定地坐着，侯子鉴把他抓住送到建康。侯景挺欣赏他坚守气节，想留他一命，张嵊说：“我担任这一郡之长，如今朝廷都危险成这样了，我却没办法挽救，现在能快点死对我来说才是幸运的事！”侯景还想留他一个儿子的命，张嵊又说：“我们一家人都已经在鬼门关排队了，才不会向你们这些贼人求什么恩情！”侯景一听就火了，把他们全家都杀了，连带着沈浚也一起杀了。

河东王誉被围得不行，赶紧向岳阳王詧求救。詧留下咨议参军济阳人蔡大宝守襄阳，自己带着两万步兵、两千骑兵去讨伐江陵，想救湘州。湘东王绎得知消息，吓得够呛，赶紧派人到监狱里问王僧辩该咋办。王僧辩把应对的策略详细说了一遍，绎听了，就把王僧辩放了，还让他当城中都督。乙卯这天，詧到了江陵，扎了十三个营开始攻城。结果赶上大雨，平地积水四尺深，詧的军队士气一下子就低落了。绎和新兴太守杜崱以前就认识，就偷偷派人邀请杜崱来帮忙。乙丑这天，杜崱和他哥哥杜岌、杜岸，弟弟杜幼安，哥哥的儿子杜龛，各自带着手下投降了绎。杜岸主动请求带五百骑兵去偷袭襄阳，日夜兼程，离襄阳还有三十里地的时候，城里发现了。蔡大宝赶紧陪着詧的老妈龚保林登上城墙抵抗。詧听说襄阳这边出事儿了，吓得连夜逃跑，把粮食、金银财宝、铠甲兵器都扔在湕水里，那数量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张缵脚有毛病，走不了路，詧之前一直用车载着他随军。这会儿兵败逃跑，守着张缵的人怕被追兵赶上，就把张缵杀了，扔了尸体就跑。詧好不容易逃回襄阳，杜岸则跑到广平，去投靠他当南阳太守的哥哥杜献。

湘东王绎因为鲍泉围攻长沙好久都没打下来，特别生气，就派平南将军王僧辩去代替鲍泉当都督，还数落了鲍泉十条罪状，让舍人罗重欢和王僧辩一起去。鲍泉听说王僧辩要来，还挺高兴，说：“王竟陵来帮我，这贼肯定很快就能平定了。”还把坐席擦干净等着王僧辩。王僧辩一进来，背对着鲍泉坐下，说：“鲍兄，你有罪，王爷让我来把你锁起来，你可别拿以前的交情来盼着我手下留情。”然后让罗重欢宣读命令，把鲍泉锁在了床边。鲍泉赶紧写信给自己辩解，还为拖延战事的事儿请罪，绎看了信，气才消了点，就把鲍泉给放了。

冬，十月癸未初一，东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潘相乐为司空。

一开始，历阳太守庄铁带着手下投靠了寻阳王大心，大心让他当了豫章内史。庄铁一到豫章就叛变了，还推举观宁侯永当老大。这观宁侯永，是鄱阳王范的弟弟。丁酉这天，庄铁带兵去偷袭寻阳，大心派手下将领徐嗣徽迎击，把庄铁打得大败。庄铁落荒而逃，跑到建昌的时候，光远将军韦构半路截击他，庄铁连老妈、弟弟、老婆、孩子都丢了，就一个人骑着马逃回南昌。大心又派韦构带兵去追着讨伐他。

宋子仙从吴郡出发去钱塘。刘神茂从吴兴赶往富阳，前武州刺史富阳人孙国恩直接献城投降了刘神茂。

十一月乙卯这天，把武皇帝葬在了修陵，庙号定为高祖。

百济派使者来进贡，使者看到建康城的宫殿残破不堪，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就在端门大哭。侯景知道后，火冒三丈，把使者抓起来送到庄严寺，还不让他出去。

壬戌这天，宋子仙猛攻钱塘，戴僧逷扛不住，投降了。

岳阳王詧派将军薛晖去攻打广平，一下子就打下来了，抓住了杜岸，把他押回襄阳。詧让人拔掉杜岸的舌头，又抽打他的脸，最后把他肢解了煮了。还把杜岸祖父的坟墓挖开，烧了尸骨，把骨灰扬了，用杜岸的头做成漆碗。

詧和湘东王绎成了死对头，心里害怕自己以后不好混，就派人向魏国求援，还表示愿意当魏国的附属国。丞相泰派东阁祭酒荣权出使襄阳。绎这边派司州刺史柳仲礼镇守竟陵，打算对付詧。詧知道后更害怕了，赶紧把自己的妃子王氏和世子送到魏国当人质。丞相泰本来就想占领江、汉地区，就任命开府仪同三司杨忠都督三荆等十五州诸军事，镇守穰城。柳仲礼到了安陆，安陆太守沈勰直接献城投降。柳仲礼留下长史马岫和自己的弟弟柳子礼守城，自己带着一万士兵去襄阳。泰得知后，派杨忠和行台仆射长孙俭带兵去攻打柳仲礼，救詧。

宋子仙打了胜仗，渡过浙江，到了会稽。邵陵王纶听说钱塘那边战败了，赶紧往鄱阳跑。鄱阳内史开建侯蕃带兵阻拦他，范反过来进攻蕃，把蕃打败了。

魏国的杨忠快到义阳的时候，义阳太守马伯符带着下溠城投降了杨忠，杨忠就让马伯符当向导。这马伯符，是马岫的儿子。

南郡王大连是东扬州刺史。会稽这地方特别富饶，能打仗的士兵有好几万，粮食和兵器堆积如山。东边的老百姓被侯景欺负惨了，都想跟着大连反抗侯景。可这大连呢，整天就知道喝酒，根本不关心军事。司马东阳人留异，这人又凶狠又狡猾还残暴，大家都怕他，可大连居然把所有军事都交给留异处理。十二月庚寅这天，宋子仙攻打会稽，大连直接弃城逃跑，留异跑回了老家，没多久就带着手下投降了宋子仙。大连本来想跑去鄱阳，留异却给宋子仙当向导，在信安追上了大连，把他抓住送到建康。大连当时还醉得不省人事，啥都不知道。皇帝听说这事儿，拉过帷幕把自己挡住，用袖子掩着脸哭了。就这样，三吴地区都被侯景占领了，在会稽的那些公侯们，都往南翻过了山岭。侯景任命留异为东阳太守，还把他的老婆孩子抓起来当人质。

乙酉这天，东魏任命并州刺史彭乐为司徒。

邵陵王纶到了九江，寻阳王大心要把江州让给他，纶没接受，带着军队继续往西走。

始兴太守陈霸先联络郡里的各路豪杰，打算一起讨伐侯景。郡里的侯安都、张亻思等人各自带着一千多人来投奔他。陈霸先派主帅杜僧明带着两千人在岭上驻扎。广州刺史萧勃派人来阻拦，说：“侯景那可是厉害得很，天下都没人能打得过他。之前十万援军，兵强马壮的，都没能打败他。你就这么点人，能去哪儿啊！听说岭北那些王侯们也都打得不可开交，自己人都在打仗。你一个外人，就别瞎掺和了！还不如先留在始兴，远远地造点声势，这样还能保证自己安稳。”陈霸先说：“我受国家的大恩，之前听说侯景过江，就想立刻去救援，结果被元景仲、兰裕阻拦，没去成。现在京都都沦陷了，君主受辱，臣子就该以死报国，谁还能贪生怕死！您身为皇室宗亲，又担任着重要职务，就算只派我这一支军队去，也比什么都不做强吧，怎么还阻拦我呢！”于是陈霸先派人从小路去江陵，接受湘东王绎的指挥调度。当时南康的土豪蔡路养起兵占领了南康郡，萧勃就派自己的心腹谭世远当曲江令，和蔡路养勾结在一起，阻拦陈霸先。

魏国的杨忠打下了随郡，抓住了太守桓和。

东魏派金门公潘乐等人带着五万士兵去偷袭司州，司州刺史夏侯强投降了。从这以后，东魏就把淮南地区全占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节生动勾勒出南朝梁末年侯景之乱时期的混乱政局与各方势力的博弈，字里行间充满了权力争夺的残酷、人性的复杂与时代的悲凉。从现代视角来看，这段历史可从以下几个维度解读：

权力崩塌下的人性抉择：忠诚与背叛的撕裂

--吴兴太守张嵊的坚守堪称乱世中的一抹亮色。面对侯景部将的劝降，他以“以身许国，有死无贰”拒绝效仿降将，战败后从容就死，甚至拒绝侯景“活其一子”的“恩赐”，用满门忠烈诠释了传统士大夫的气节。这种对“君臣大义”的执着，在秩序崩塌的时代更显沉重——它既是支撑文明的精神支柱，也可能因过于僵化而加速个体与家族的毁灭。

--与之相对的是杜岸家族的摇摆与岳阳王萧詧的极端报复。杜岸先降湘东王萧绎，后遭萧詧追杀；萧詧为泄愤“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甚至掘墓焚骸、以头为碗，将权力斗争的残酷推向极致。这种报复不仅是个人仇恨的宣泄，更暴露了皇族内部的血缘纽带早已被利益撕裂，道德底线在乱世中荡然无存。

皇族内斗：加速王朝覆灭的“催化剂”

梁末的宗室诸王几乎陷入“全员内耗”的怪圈：鄱阳王萧范、寻阳王萧大心虽有合作，却因猜忌与权力欲难以同心；湘东王萧绎与岳阳王萧詧为争夺地盘自相残杀，甚至不惜引北魏为援，将边疆要地拱手让人；邵陵王萧纶四处奔逃，却始终以“争夺正统”为目标，无暇顾及平叛大局。

这种内斗的本质是“皇权嫡庶之争”的延续，却在侯景之乱的背景下演变为“自杀式消耗”。诸王宁愿借助外敌（如萧詧联魏）或纵容叛乱（如萧大连酗酒弃城），也不愿联手抗敌，最终导致南朝军事力量被层层瓦解，为后来陈朝取代梁朝埋下伏笔。

乱世中的“小人物”与历史转向

--陈霸先的崛起是这段史料中最具戏剧性的伏笔。作为始兴太守，他在广州刺史萧勃“保境观望”的劝阻下，坚持“君辱臣死”的信念，毅然率军北上讨逆，甚至主动向湘东王萧绎靠拢以获取合法性。这一选择不仅体现了地方豪强在乱世中的政治嗅觉，更预示着南朝权力结构的重构——传统皇族逐渐失势，寒门武将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留异的投机则代表了另一种生存逻辑：他先依附南郡王萧大连，再叛降侯景，以“乡导”身份追杀旧主，最终凭借地方势力获得侯景任命。这种“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在秩序崩溃的时代成为许多地方豪强的生存策略，却也加剧了社会的碎片化。

文明的脆弱性：战乱中的文化创伤

--百济使者“见城阙荒圮，哭于端门”的细节，堪称点睛之笔。曾经繁华的建康城（今南京）在侯景之乱中沦为废墟，连外国使者都为文明的凋零而悲泣，而侯景的反应却是“录送庄严寺，不听出”——这种对文明价值的漠视，恰是乱世最深刻的创伤。

--梁武帝萧衍的葬礼（“葬武皇帝于修陵，庙号高祖”）与都城的荒败形成强烈对比：这位曾缔造“天监之治”的皇帝，最终却在侯景囚禁中饿死，其身后事的冷清与生前的崇佛尚文形成讽刺，暗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结语：乱世的“镜像”意义

这段历史本质上是一面镜子：它照见了权力失控时人性的扭曲，也揭示了“内耗型政治”对国家的致命伤害；既记录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也预示着制度变革的必然。从现代视角看，梁末的乱局不仅是王朝更替的插曲，更是对“如何在分裂中重建秩序”“如何平衡集权与分权”等永恒命题的历史回应——而这些，恰是这段史料跨越千年的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