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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严武再次出任剑南节度使,回到成都。杜甫与杨氏得知消息后,便又回到了成都草堂。严武对杜甫十分赏识,推荐他担任检校工部员外郎,这便是后世称杜甫为“杜工部”的由来。
可在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严武病逝。严武的去世,不仅让杜甫失去了仕途上的依靠,也让他失去了生活上的接济。成都的局势再次变得动荡,杜甫与杨氏不得不再次离开成都,前往夔州(今重庆奉节)。
此时的杜甫,已年过半百(53岁),身体因常年漂泊而变得十分虚弱,患上了肺病、风湿病等多种疾病。杨氏便成了他的“贴身医官”,每日为他煎药、按摩,细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夔州的冬天十分寒冷,杨氏怕杜甫着凉,便将自己的棉衣拆了,重新絮上棉花,给杜甫做了一件更厚的棉衣;杜甫咳嗽不止,她便每天清晨去山上采些草药,熬成汤药给杜甫喝。
杜甫在《登高》中写道:“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诗中的“百年多病”,正是他当时身体状况的真实写照。而杨氏的陪伴与照料,则是他苦难生活中的唯一慰藉。有一次,杜甫因病重卧床不起,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杨氏坐在他的床边,握着他的手,泪水直流:“你不能丢下我们母子,孩子们还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只要你好好活着,再苦再难,我都陪着你。”
在杨氏的悉心照料下,杜甫的身体渐渐有了好转。他在夔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仅在夔州的两年时间里,就写下了近四百首诗,占其一生诗作的近三分之一。这些诗中,既有对乱世的感慨,也有对生活的热爱,更有对杨氏的感激。他在《复愁十二首》中写道:“药饵虚狼藉,秋风洒病容。”看似写自己的病容,实则暗藏对杨氏每日为他准备药饵的感激——那些散乱的药饵,是杨氏对他的深情。
那几年,杨氏常常陪着杜甫在夔州城外的白帝城上散步,看着长江滚滚东流,听着杜甫吟诵自己的诗作;杜甫则常常为杨氏写诗,记录下她的艰辛与温柔。他在《又呈吴郎》中写道:“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诗中虽写的是西邻老妇,却也暗含对杨氏的理解——他深知,在乱世中,女性的生存更为艰难,而杨氏能带着子女熬过这么多苦难,实属不易。
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杜甫因思念故乡,决定离开夔州,前往荆州(今湖北荆州),再从荆州返回河南老家。杨氏虽知路途艰险,却也支持杜甫的决定——她知道,杜甫一生漂泊,心中始终牵挂着故乡。
于是,杜甫与杨氏带着孩子们,乘坐一叶扁舟,沿着长江东下。途中,杜甫的病情再次加重,常常卧床不起。杨氏便在舟中为他铺好床铺,每日为他煎药、喂饭,照顾得无微不至。船行至江陵(今湖北荆州)时,杜甫的病情稍有好转,他便写下《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老病有孤舟”一句,道尽了他当时的处境——年老多病,唯有孤舟一叶以及杨氏与孩子们的陪伴。
然而,返回故乡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冬天,杜甫的船行至湘江流域时,他的病情急剧恶化,高烧不退,咳嗽不止。杨氏守在他的床边,日夜不眠,为他喂水喂药,却终究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同年冬末,杜甫握着杨氏的手,渡过了生命中最后一刻,享年59岁。临终前,他看着杨氏与孩子们,眼中满是不舍与愧疚:“我这一生,漂泊不定,没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对不起你们。”杨氏泪水纵横,却强忍着悲痛,对杜甫说:“你不要担心我们,我会把孩子们抚养成人。”
杜甫去世后,杨氏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她身无分文,还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在湘江上漂泊,连安葬杜甫的钱都没有。幸好,杜甫在长沙时有一位友人,名叫韦之晋,时任潭州刺史。韦之晋得知杜甫去世的消息后,便派人送来钱财和船只,帮助杨氏料理杜甫的后事。
杨氏在韦之晋的帮助下,将杜甫的灵柩暂时安葬在岳州(今湖南岳阳)的小田原。安葬杜甫的那天,天空飘着细雨,杨氏带着孩子们跪在杜甫的墓前,泪水与雨水混在一起。她轻声对杜甫说:“你先在这里安息,等将来天下太平了,我一定把你送回故乡,让你魂归故里。”
安葬杜甫后,杨氏带着四个孩子,在韦之晋的帮助下,暂时定居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可没过多久,韦之晋病逝,杨氏再次失去了依靠,不得不带着孩子们再次漂泊。
她没有再嫁,而是独自承担起了抚养子女的重任。为了生计,她不得不做些针线活,给人缝补衣物,换取微薄的收入;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她便省吃俭用,送孩子们去私塾读书。她常常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是个有才华的人,他忧国忧民,你们要像他一样,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用的人。”
在杨氏的教育下,杜甫的子女们都十分懂事。长子杜宗文、次子杜宗武勤奋好学,常常在灯下读书到深夜;女儿杜氏也知书达理,帮助杨氏做些家务。杨氏看着孩子们,心中便有了希望——她知道,只要孩子们能健康成长,能传承杜甫的家风,杜甫在九泉之下也会安息。
唐代宗大历十年(公元775年),天下局势渐渐稳定,杨氏便带着孩子们,前往岳州,将杜甫的灵柩从岳州小田原迁到了偃师(今河南偃师),与杜甫的祖父杜审言葬在一起——她终于实现了对杜甫的承诺,让他魂归故里。
迁葬杜甫后,杨氏带着孩子们定居在偃师。此时的她,已年过半百,身体也因常年劳累而变得十分虚弱,却仍坚持照顾孩子们的生活,督促他们读书。
关于杨氏的晚年,史料中并无详细记载,仅从杜甫的孙子杜嗣业的墓志铭中,可窥知一二——杜嗣业后来官至补阙,他在墓志铭中写道:“先君(杜宗武)卒后,祖母杨氏躬自抚养,教以诗书,卒成其名。”由此可见,杨氏不仅将杜甫的子女抚养成人,还培养出了杜嗣业这样有出息的后代,让杜氏家族的家风得以传承。
大约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杨氏在偃师去世,享年约六十余岁。她去世后,被安葬在杜甫的墓旁,实现了“生同衾,死同穴”的愿望。她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没有传世的诗文,却以平凡女性的坚韧与温柔,陪伴杜甫走过了二十九年的漂泊岁月,抚养子女成人,传承了杜甫的家风——她是杜甫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老妻”形象。
杜甫的诗,被誉为“诗史”,记录了盛唐的衰落、乱世的疮痍,也记录了他与杨氏的夫妻深情。从“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共同悲痛,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离散牵挂;从“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的草堂温情,到“药饵虚狼藉,秋风洒病容”的病榻照料——杨氏的形象,始终贯穿在杜甫的诗中,成为他苦难生活中最温暖的颜色。
后世文人提及杜甫,多会赞叹他的“诗圣”之才,感慨他的“忧国忧民”之情,却少有人提及杨氏——这位在他身后默默付出的平凡女性。可正是杨氏的陪伴与支持,让杜甫在乱世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让他能在贫困与病痛中坚持创作,为后世留下了三千余首珍贵的诗作。如果没有杨氏,杜甫的诗中或许会少了许多温情,他的人生或许会更加孤苦。
乱世同尘,贫贱相知。杜甫与杨氏的爱情,是乱世中最平凡的坚守,也是最动人的传奇。
正如杜甫在《月夜》中所写:“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他与杨氏的一生,虽充满了泪水与苦难,却始终怀着对团圆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这份渴望与热爱,跨越了千年的时光,至今仍在温暖着每一个读懂他们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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