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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英法联军陷京师（第1页）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日（公元1860年10月6日），北京城外，逃难的百姓扶老携幼，朝着西北方向仓皇奔走。远处传来的炮声沉闷如雷，间或夹杂着零星的枪声——那是英法联军的先头部队正在突破清军的最后防线。

英法联军兵临京师的根源，可追溯至咸丰六年（1856年）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列强借“修约”未果而挑起的两个事件：

其一为“亚罗号事件”。咸丰六年九月（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广州珠江口扣押了一艘名为“亚罗号”的中国商船，查获海盗及赃物。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以该船曾在香港注册（实则已过期）为由，硬指其为“英国船”，要求清军释放船员并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虽释放了船员，却拒绝道歉。英国以此为借口，派舰队攻陷广州海珠炮台，挑起战争。

其二为“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咸丰三年（1853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传教，因勾结地方劣绅、欺压百姓，被知县张鸣凤处死。法国以此为借口，与英国组成联军，共同出兵中国。

事实上，“修约”才是列强的真实目的。根据《南京条约》《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列强认为12年“修约期”已到（1842年至1854年），要求清廷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等。咸丰帝视“公使驻京”为“夷人窥伺宫廷”的奇耻大辱，严令拒绝，双方矛盾激化。正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记载，咸丰帝在谕旨中怒斥：“夷人欲驻京，实为动摇国本，断不可许！”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叶名琛被俘（后死于印度加尔各答），两广总督署被占。但联军并未满足，次年正月（1858年2月），英舰17艘、法舰6艘北上，直抵天津大沽口，威胁京师。

大沽口是京师的海上门户，清军在此筑有炮台，由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督军驻守。咸丰八年四月初八（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向大沽炮台发起进攻，“炮声震地，硝烟蔽日”（《天津府志》）。清军虽奋力抵抗，奈何武器落后（主要为土炮、抬枪），炮台旋即失守。联军溯白河而上，兵临天津城下。

咸丰帝惊慌失措，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议和。同年六月，清廷被迫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主要内容包括：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等十处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到内地游历、传教；赔偿英法军费各白银二百万两等。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军，但清廷对“公使驻京”等条款仍耿耿于怀。咸丰帝暗中谕令僧格林沁加强大沽防务，“增筑炮台，添设火炮，务必使夷船不得再入白河”（《僧格林沁奏稿》）。僧格林沁遂在大沽口重建炮台，安设万斤以上大炮60余门，并在白河下游设置铁链、木桩，试图阻止联军再次北上。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以“换约”为名，再次出兵。七月初（8月中旬），英舰173艘、法军32艘抵达大沽口外，兵力约2。5万人。此时的清廷，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对列强再起战事准备不足，甚至幻想“以夷制夷”，令俄使居间调停，终成泡影。

七月初五（8月21日），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僧格林沁率蒙古骑兵奋勇抵抗，“炮战自辰至午，夷兵死伤数百，清军亦阵亡千余”（《清史稿·文宗本纪》）。但因南岸炮台守将临阵脱逃，北岸炮台孤立无援，最终失陷。联军乘胜占领天津，进逼通州（今北京通州）。

咸丰帝被迫再派桂良、恒福前往通州议和。九月初九（9月22日），双方在通州谈判时，英方代表巴夏礼提出“公使亲向皇帝递交国书”，并拒绝按清廷要求行跪拜礼。咸丰帝认为“夷人无礼至极”，谕令僧格林沁“将巴夏礼等夷酋扣押，以挫其锋”。僧格林沁遂在通州张家湾扣押巴夏礼等39人（其中英人26名、法人13名），谈判破裂。

九月二十一日（10月5日），英法联军进攻八里桥（位于今北京朝阳区，是京师东南的咽喉要道）。僧格林沁率蒙古骑兵3万、绿营兵2万迎战，“骑兵分三队，冒着炮火冲锋，人马被轰毙者尸积如山”（《庚申夷氛纪略》）。法军将领孟托班曾回忆：“中国骑兵异常勇敢，他们骑着矮小的马，挥舞着长矛，一次次冲向我们的阵地，直到全部倒下。”此战清军伤亡达1。2万余人，联军仅伤亡数百人，八里桥失守，京师门户洞开。

消息传至紫禁城，咸丰帝于九月二十二日（10月6日）凌晨仓皇逃离京师，以“木兰秋狝”为名逃往热河避暑山庄，留下皇弟恭亲王奕欣“督办和局”。逃亡途中，咸丰帝谕令“将巴夏礼等夷人严密看管”，后因联军逼近，部分被俘人员被杀（最终仅18人生还），这更激化了联军的报复心理。

九月二十三日（10月7日），英法联军兵分两路进入北京：英军占领安定门，法军控制德胜门。联军在城内烧杀抢掠，“凡官宦之家，皆被搜劫，金银珠宝、古籍字画被掠无数”（《同治朝东华录》）。恭亲王奕欣避居城外长辛店，束手无策，只能派人与联军交涉。

此时的清廷，陷入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南方太平天国占据半壁江山，北方英法联军占领京师，皇帝出逃，人心惶惶。京畿百姓对清军的溃败失望至极，民间流传歌谣：“王爷跑，大官逃，百姓哭，夷人笑”，道尽时局的悲凉。

十月初二（10月24日）、初三（10月25日），奕欣被迫与英法代表分别签订《北京条约》，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并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俄国则以“调停有功”为名，迫使清廷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中国东北百万平方公里领土。

英法联军攻陷京师，是清朝统治史上的奇耻大辱。它不仅使中国丧失更多主权，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更彻底击碎了清廷“天朝上国”的迷梦。咸丰帝在热河一病不起，于次年七月（1861年8月）病逝，留下“顾命八大臣”与两宫太后的权力真空，最终引发辛酉政变，慈禧太后登上历史舞台。而奕欣等留守京师的官员，在与列强交涉中逐渐认识到西方的强大，成为后来“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核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