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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 清末新政废科举（第1页）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江南贡院的明远楼前，最后一批誊录好的乡试考卷正被搬运上车。72岁的监考官俞樾望着空荡荡的号舍——那些三尺见方的格子间里，曾挤满了皓首穷经的读书人，此刻却只剩蛛网与尘埃。在这之前，驿卒骑快传来谕旨："着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清德宗实录》卷548）

江苏吴县的潘祖荫故居里，51岁的陆润庠正将《论语》注疏扔进火盆。这位光绪初年的状元，此刻却对着熊熊火焰苦笑——他的侄子陆宗舆刚从日本留学归来，带回的《法政讲义》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民权宪法"等陌生词汇。"叔父还在念兹在兹的八股文，如今连贡院都要拆了。"陆宗舆的话像针一样扎在陆润庠心上。

三个月前，陆润庠曾联名10位翰林上奏，恳请"保留科举，兼设学堂"，却被张之洞批驳："科举一日不废，学堂一日不兴，士子永无实学之望。"（《张文襄公全集》）此刻他望着火盆里卷曲的纸页，忽然想起28年前自己殿试夺魁时，光绪帝亲手递来的那支金笔，笔杆上"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刻字，如今看来竟像一句讽刺。

山东曲阜，衍圣公孔令贻的府第里，数十名孔氏子弟正跪在孔子像前痛哭。按惯例，他们本可凭"圣裔"身份免考童生试，直接参加乡试，如今这条路被彻底堵死。孔令贻给学部尚书荣庆的电报里满是焦灼："千年祖制，一朝废弃，圣门后裔，茫然无措。"（《孔府档案》）而在广州学海堂，78岁的宿儒陈澧将毕生批注的《十三经》捆成一束，准备沉入珠江，学生们死死拉住，他却哭喊道："书都没用了，留着何益！"

最凄惨的是那些偏远州县的老秀才。陕西米脂的李存义，考了37年科举，头发白了还在考童生试，听闻废科举的消息，竟在县学的孔子牌位前自缢身亡。当地知县在呈报上司的文书中写道："该生半生困顿，唯以科举为望，一旦梦碎，遂至轻生。"（《陕西通志》）这种绝望并非个例，在山西、甘肃等地，都出现了秀才焚书、举子哭庙的事件。

紫禁城的南书房里，张之洞与袁世凯的争论已持续了三个时辰。"科举不废，新政难行！"袁世凯将《直隶学堂章程》拍在案上，直隶已办起87所新式学堂，却招不到足够的学生，"士子们还在抱着时文八股不放，谁肯来学声光化电？"

张之洞捻着胡须沉吟。作为科举出身的探花，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项制度的弊病。早在1903年，他就与张百熙联名上奏《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提出"十年三科内递减科举中额"，如今却觉得"递减"太慢。"去年顺天乡试，一万考生中，能答出五洲形势者不足百人。"他叹了口气，"若再犹豫，恐误国脉。"（《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争论传到颐和园，慈禧正对着铜镜试戴新制的翡翠簪。当李莲英念到"袁世凯请废科举"时，她摘下簪子掷在妆台："我当年就是靠选秀入宫，这些读书人若没了科举，会不会生乱？"但荣禄临终前的遗言犹在耳畔："欲救危局，必破旧制。"加上各省督抚纷纷来电支持废科举——湖广总督端方说"学堂兴则人才出"，两江总督周馥称"科举存则民心散"，她终于点头："就依张之洞所奏。"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905年8月），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六位督抚联名上奏《请废科举折》，言辞恳切："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光绪朝东华录》）通俗来说就是：科举一天不停止，读书人就都存有侥幸考中的心思，从而分散他们专心钻研实学的志向。民间更是相互观望，私人设立学堂的非常少，又绝不是国家财力所能普及的，学堂绝对没有大兴的希望。

八月初四的谕旨一下，最先沸腾的是新式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的学生们扯下"学而优则仕"的匾额，换上"实业救国"的横幅，校长唐文治站在台阶上高呼："今日起，我辈所学，不再为功名，而为强国！"（《南洋公学校史》）北京京师大学堂里，留着辫子的学生与剪了发的教习击掌相庆，有人把八股文范文扔进厕所，引来保守派教习的怒斥，却被学生们用"民权"理论驳得哑口无言。

河北保定的私塾先生王锡彤在日记中写道："晨起闻废科举之诏，邻人聚议，有哭者，有骂者，有茫然不知所措者。吾家耕读传家，今后子弟当何去何从？"（《抑斋自述》）在浙江绍兴，鲁迅正在矿路学堂读书，他后来在《呐喊》中回忆："那时我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榜文，三榜以后，便到报房去看新出的《申报》，上面有一行小字：学堂一律照旧开办，科举永停。这消息，使我愤怒而且悲哀。"

科举的废除，直接冲击了依附其上的产业链。苏州的书商们连夜将《制义精编》改印成《学堂国文读本》，南京夫子庙的笔墨店挂出"专卖学堂文具"的招牌，连代写八股文的"枪手"都转行给人翻译西文书信。安徽桐城的张氏家族，自康熙年间起靠科举出了11位进士，如今不得不送子弟去日本留学，族长在祠堂训话时叹道："今后的功名，要在洋学堂里求了。"

废科举的第二年，清廷设立学部，作为统管全国教育的最高机构。首任学部尚书荣庆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学堂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级，课程涵盖数理化、外国史地、体操等科目，彻底打破了"四书五经"的垄断。在武昌，张之洞创办的两湖总师范学堂里，学生们既学《资治通鉴》，也读《天演论》，教习中既有前清翰林，也有留洋博士。

留学潮随之汹涌。1905年至1906年，赴日留学生从8000人骤增至1。2万人，东京的神田区成了"中国城"。鲁迅在仙台医专解剖人体，秋瑾在青山实践女校学习军事，汪精卫则在法政大学秘密组织反清团体。这些留学生带回的不仅是知识，更有"驱除鞑虏"的革命思想——正如孙中山所说："留日学生中十之八九皆持革命排满之说。"（《孙中山全集》）

但许多学堂仍保留着跪拜孔子的仪式，课程中"经学大义"仍是必修课。更讽刺的是，清廷为安抚旧文人，推出"学堂出身"制度——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生等同于进士，高等学堂毕业生等同于举人，这使得一些学堂竟成了科举的"替代品"。江苏巡抚陈夔龙在奏折中抱怨："今之学生，求其真能通西学者十无一二，多是借学堂混出身，与昔日科举何异？"（《梦蕉亭杂记》）

在这场新旧交替中，最痛苦的莫过于转型中的读书人。湖南的王先谦，曾是岳麓书院山长，坚决反对废科举，却在1906年让孙子王葆心去日本留学；严复翻译《天演论》唤醒国人，却在1910年接受了"进士出身"的头衔。这种矛盾，恰如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所说："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饮冰室合集》）白话文的意思是：今天的中国，是处于过渡时代的中国。。。人民既痛恨独裁者愚弄百姓的专制政治，却没能组织新的政治体制来替代它，这是政治上的过渡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