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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当天的相聚（第2页）

他们之间隔着一米的距离，但仿佛隔着二十三年的时光。然后赵心林伸出手，老林握住。没有拥抱，只是握手，但握了很久。

“我带你看展览。”老林说。

“好。”

他推着轮椅，沿着动线慢慢走。在每张照片前，他们停留，低语。我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但“看见他们的表情——有时笑，有时沉默，有时赵心林仰头看老林，眼神温柔。

走到那三幅画前时，赵心林停下来。

“我画的时候，”她轻声说，“想起很多事。想起高三你帮我补数学，粉笔灰在阳光里飞舞；想起毕业那年你去北京，我去车站送你，火车开走时我哭了很久；想起在厦门收到你的第一封信，信封上有地坛的邮戳……”

老林蹲下来，和她平视：“我都记得。”

“我知道，”赵心林的眼睛红了，“所以我把它们画下来。怕忘了，怕走了，就没人记得了。”

“不会忘，”老林握住她的手，“我在这里，照片在这里，画在这里。会一直记得。”

他们继续看。在咖啡馆的九个手印前，赵心林说：“我也要按。”

老林拿来印泥。赵心林脱下手套——她的手瘦得骨节分明，静脉清晰可见。她把手按在印泥上，然后，在老林的手印旁边，按下了自己的手印。

一左一右，像一双翅膀。

“飞鸟集，”她说，“我们也飞过。”

中午时分，人更多了。咖啡馆里挤满了人，但出乎意料地安静。只有低语声，脚步声，偶尔的抽泣声，和背景的钢琴曲。老张准备的茶点很快被取完，他又赶紧去后厨做新的。

夏阳父亲的老战友们来了，五位老人，都穿着旧式消防制服，虽然已经褪色，但熨烫得笔挺。他们送来了那面锦旗，挂在入口处。然后他们开始看展览，在每一张与火有关的照片前都停留很久。

“这张，”一位老人指着韩宇童年火灾的照片，“让我想起1986年纺织厂那场大火。救出来十二个人，但有两个孩子没救出来……一辈子忘不了。”

夏阳走过去，搀扶着他：“刘伯伯，现在预防做得好了，这种悲剧越来越少了。”

老人点头，握紧夏阳的手：“你们做得好。防火比救火重要。这是你爸常说的话。”

展览的高潮发生在下午两点。

诗雅的妈妈来了。不仅她来了，还带来了诗雅的弟弟——那个在上海工作的年轻人，特意请假回来。他们站在诗雅手腕疤痕的照片前，妈妈哭了，弟弟抱住妈妈。

诗雅走过去，三人拥抱。没有说什么，只是拥抱。但那个拥抱很长，很紧，像要把过去所有缺失的拥抱都补回来。

然后妈妈走到留言簿前，拿起笔。她识字不多，写得慢，一笔一画：

“我女儿，是最好的。”

只有六个字，但力透纸背。

下午三点，一场意外的“音乐会”发生了。

不是老张弹吉他，而是一位参观者——一个年轻女孩，音乐学院的学生。她在老张的音乐会照片前站了很久，然后走到那架钢琴前（老张为了展览特意租来的），问：“可以弹吗？”

展览当天的相聚

老张点头。

女孩坐下，打开琴盖。她弹的是《MerryChristmas，Mr。Lawrence》——不是圣诞歌曲，但空灵、忧伤、又充满希望。琴声流淌出来，整个空间安静了。所有人都停下来，聆听。

弹到一半，老张拿起吉他，轻轻加入。钢琴和吉他的对话，像两个灵魂在交谈。然后，更多的人加入——有人轻声哼唱，有人打节拍，有人闭上眼睛。

那一刻，咖啡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共鸣箱。每个人的心都在同一个频率上振动。

音乐结束，掌声响起。不是热烈的，是克制的，尊重的，像怕惊扰了什么。

女孩站起来，对老张鞠躬：“谢谢您的展览。我……我抑郁症三年了，今天第一次觉得，破碎不可怕。”

“傍晚时分，天色暗下来。咖啡馆里的灯光显得更温暖了。人渐渐少了，但留下来的人，都像找到了归属，三三两两坐着，低声交谈。

我走到二楼——那里设了一个小小的“静思区”，有几张沙发，可以俯瞰整个展览。倭哥在那里，看着楼下的人群。

“怎么样？”我问。

“比想象中好，”他说，“不是好，是……真实。真实的感动，真实的眼泪，真实的联结。”

我们并肩站着。楼下，老林在帮赵心林调整轮椅的位置，让她能更舒服地看画；诗雅和妈妈、弟弟坐在角落，分享一块蛋糕；韩宇和夏阳在消防锦旗下合影；老张在和新认识的朋友聊天；夏玉在给一个小女孩讲羊毛毡玩偶的故事；李爷爷和王阿姨在下棋，用的是王爷爷的棋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