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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上海市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已经开出的两趟列车，一列停在南京，一列锁在安亭；未开出的第三趟列车，不再开出。

上海市委出于这样的考虑：大批上海工人进京告状，不仅会给上海工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也将严重扰乱首都的社会秩序。

上海市委已经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了。

上海市委给停在安亭的602次列车挂了电话，劝告“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不要北上，应立即回沪“抓革命、促生产”，有关问题在上海解决。如果“工总司”同意，602次列车可以由安亭开回上海……安亭岔道，许多“工总司”造反队员下车了，聚集在堆着木材、煤块的料场上，争论着何去何从。

不少人主张回上海。他们的头脑已渐清醒，意识到数千人上京告状，确实不妥当，说道：“还是回上海去解决吧！”

“回上海去？右倾！”马上有人气势汹汹地反驳，“如果在上海能解决问题，我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

“唉，出师不利。看来，‘工总司’的头一仗，就吃了大败仗。”有人沮丧，拉长了脸。

“回上海——死路一条！”有人煽动，蛊感人心，“回到上海，你们一个个都会被打成反革命！”

“司令”呢？他正在跟“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商量，作出了决策：“拦车北上！”

来了，来了，铁道上出现一列从上海开出的客车。王洪文带了一批人来到铁轨旁。

当后来王洪文成为“英雄”，“卧轨拦车”成为他的“英雄篇章”。其实，据几位当事者回忆，是这样的；他们在铁路两侧，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脱下上衣挥舞着。司机以为出了什么事，来了个急刹车。在车子停住之后，很多人才跑上铁轨，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实际上是“拦车卧轨”，并非“卧轨拦车”！

停下来的是648次客车。列车长下来了，听说这一千多人要挤上车，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说：“车上有电话。你们派代表来打电话。没有上海铁路局的同意，我不能让你们上车！”

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上海铁路局坚决不答应，而且反复传达了上海市委的意见。

这时，几辆小轿车急急驶来。上海市委派出的轻工业局局长来了，机电局局长来了。

上海市公安局和铁路公安局也派人来了。

648次火车头连连鸣笛。造反队员们退下了铁道。滞留了将近两小时，648次的车轮终于又开始转动，驶离了安亭。

在上海市委代表的劝说下，不少造反队员回到602次车厢，等待着铁路局安排驶回上海。

王洪文急了。602次一旦开回上海，将意味着“司令”领导的这次“造反”归于失败。

“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看了看手表，对他的“部下”说，“等一会儿，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14次，要他们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直上北京！”

王洪文豁出去了！

从上海站始发的客车之中，14次向来最受重视，因为它是上海与首都之间的特别快车。不光是头头脑脑们要坐这趟车，外宾们也常坐这趟车。

又是一次“拦车卧轨”。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零二分，14次特快那飞转的车轮不得不骤然刹祝车上许多外宾拉开了车窗，不解地望着车外成群成群挂红袖章的拦车者。

列车长气喘吁吁地跑到拦车者们面前，当他听说拦车者要求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坚决回绝了：“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不行，绝对不行！你们赶快放行，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14次特别快车！”

列车长格外强调了最后一句话。

“我们就是要拦你14次特别快车！”王洪文哼了一声。

14次特快列车僵卧在铁道上，无法动弹。那时，沪宁线上虽然大部分路段都已铺了双轨，而安亭这一段恰恰是单轨。拦截14次特快，等于卡断了沪宁线，卡断了中国铁路的大动脉。

一列又一列客车、货车，不得不停止了运行。

上海站北上的所有客车、货车，全部停发。

北方南下的所有客车、货车，也都堵塞在安亭附近。

上海市委派汽车送来上千份当天的报纸，上面登着《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报纸变成了手纸，被扔得到处都是。

安亭告急！上海告急！

切断沪宁线二十小时

“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胎。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亦即“中央文革”），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那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为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