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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3页）

革命造反派小将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勇敢、更坚定、更聪明、更成熟了。革命学生同工人群众开始相结合了。广大受蒙蔽的于部和群众，也正在觉醒，在挣脱反动路线的枷锁，开始站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来了。上海市委内部的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

上海在大乱。这样革命的大乱好得很！

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们要造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

上海市委中的老爷们，我们这个反是选定了。你们把那些惯用的什么打击迫害、造谣中伤、欺骗拉拢、分化瓦解等等卑劣手段，统统使出来罢。我们有毛主席撑腰，有革命造反派小将支持，有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的支持，什么都不怕。我们上了梁山，就决不再回头。而你们，除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外，休想捞到半根稻草！

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消息飞快地传到“中央文革”，江青笑了，张春桥笑了，姚文元笑了。

张春桥要姚文元打电话给徐景贤：“口号提得很好，四个人分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

就在这时，刚刚返回北京的聂元梓给张春桥打来电话，要汇报她的上海“放炮”之行。张春桥已处于“百忙”之时……

秘密约见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就在张春桥遥控着上海，指令徐景贤实行“中心开花”之际，他在北京又干了一桩“大事”……

下午，北京中南海西门，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开到门口，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三个穿军大衣的男人。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对门警说：“我是蒯大富。春桥同志打电话，约我来的。”

门警接通了张春桥的电话，听见张春桥说道：“让蒯大富一个人进来。”

于是，吉普车只好停在门外，两个男人——一个是司机，一个是蒯大富的秘书，留在车上。

蒯大富独自进入中南海，张春桥与他单独谈话。

这是一次极为机密、极为重要的谈话。张春桥从来没向别人透露谈话的内容。

所幸，谈话的另一方——蒯大富，总算三次说及此事。

第一次，那是一九七○年十二月，蒯大富被作为“五·一六”分子受到审查。

他在“交代提纲”中，写及：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小屋子召见，号召反刘少奇。二十五日“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

第二次，是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蒯大富在给清华大学党委的信中，有一句：

春桥同志号召我们反刘少奇大行动。

以上两次，语焉不详，事出有因：张春桥当时正在台上，蒯大富怎敢详细透露谈话内容？可是，他又不能不把张春桥这张王牌掼出来，以便堵住审查者的嘴。

只有在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当张春桥被押上被告席，蒯大富这才写下自己的真实证言。现照蒯大富亲笔写的回忆，摘录于下：

在西阿内（引者注：指中南海西门）靠北的传达室内，张春桥领着我从南门进，往右拐的套间内，我和他谈了有一小时左右的话。整个谈话过程中，除了张春桥和我以外，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

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仍然不肯投降，他虽然作了检查，态度还是不好嘛，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废……

我一听就很明白，张春桥要我们去反对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要把刘邓搞臭……

张春桥成了道地的教唆犯。他单独召见蒯大富，面授机直，为的是借蒯大富之手，向刘、邓开炮。

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