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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3页）

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对于“四人帮”问题，下了决心解决。他用坚定的口气说道：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四人帮”面面相觑。毛泽东终究是最高权威，他的每一句话都力重于钧。当年，毛泽东的一篇二百多字的《炮打司令部》，导致刘少奇下台，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点意见》，使林彪集团分崩离析；这一回，毛泽东如此尖锐地抨击“四人帮”，使“四人帮”感到大难难逃。

毛泽东重提“三要、三不要”，尤使“四人帮”惶惶不安。因为当年毛泽东是在“炮打”林彪的时候说这番话的：“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如今，在这段人人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最高指示”之后，加上一句“不要搞四人帮”，等于把“四人帮”推到了当年林彪的位置上。

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起，一连开了好几次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帮助。

无可奈何，张春桥只得亲笔写下这样的检查：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作好团结工作。虽然不……”

张春桥写下“虽然不”，本想在“不”字之后进行反驳的，考虑再三，他图去了“虽然不”三个字，继续写道：

“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迄今，还可以从张春桥的手稿上，清楚地看出圈去的“虽然不”三个字。

江青呢？她也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写下这样的检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1975。6。28

至于王洪文，早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长沙受到毛泽东的“你不要搞四人帮”

的当面批评之后，已写了“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上千字的检查。

姚文元则在政治局会议上承认，自己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只提批判经验主义，不提反对教条主义，是片面的。

“四人帮”全面退却，纷纷检查，而且都承认自己在搞“四人帮”——尽管江青说“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也毕竟承认是个“客观存在”。“四人帮”

如履薄冰，岌岌可危。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极为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外交部的两位年轻人，忽然接到别人转告的口信，说是“康老”要找他们一谈……

康生“反戈一击”

康生要找的两位年轻人，便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康生为什么要找这么两位年轻人呢？他，深知这两位年轻人非同一般，可以把他的话转告深居简出的毛泽东———她们是毛泽东的“直线电话”！

王海容跟毛泽东有着亲戚关系。排算起来，她是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的祖父王季范与毛泽东是姨表兄弟，又是当年湖南师范学校一起读书时的同学。由于这个关系，王海容可以随意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去见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