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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部分（第4页）

年在银行业采取的突然行动，控制了全国银行　６６％至　７０％，没有给他们留下

多少选择的余地。相比之下，实业家和商店主则不是被拉拢而是一直受到压

制。资本税的负担在新的财政制度下日益加重：１９２８　年制定统一货物税，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和　１９３９　年修定关税。当　１９３５　年纱厂和面粉厂大厂主荣宗敬被判

决破产，需要政府帮助时，他向政府指出，在前此三年中他总共交纳了　１０００

万元的税款。③穆藕初在　１９２３　年的危机中对其纱厂失去控制，而在　１９２９　年却

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位，①但是，撇开像他这样的少数例外不谈，实业家和

商店主当中却没有大批转入仕途的迹象，而在金融界这是引人注目的。实业

家和商店主显然不能像银行家们那样为政府的赤字提供财政支持。他们也就

得不到同等的优惠待遇。１９３５　年以前，他们还能在自己的企业中保持一定的

自主权。那时政府只控制了华资工厂的　１１％到　１４％。②但是在以后的岁月中，

政府在强有力的国家银行网络的支持下，把它的控制伸向已被世界经济危机

削弱了的工商业部门，而没有号召企业家们以其技能为国家服务：他们通常

被排挤出去，得好处的是那些已经就任的国民党官员。

就这样，通过强制和授与特权相结合的办法，资产阶级被统一到国家机

器中去了。强制打击企业家最甚，而特权使银行家受惠更多。

这个政权急功近利的观念可以解释它为什么给予资产阶级的几个主要集

团以不同的待遇。的确，现代银行的运营几乎完全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作为

基金，这就使企业家们有接受官僚政治所加的调整的准备而不那么可能接受

中国商人和手艺人自主和合作传统的调整。异化了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自

己的主人。自此以后，它的命运要由已经把它置于监护之下的政府决定：资

产阶级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更深刻地说，取决于它的真实本

性和它对自己应起的作用的看法。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于是转到了对南京

政权的分析。

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共生

正像　Ｅ．巴拉兹曾经极其生动地描述过的那种循环运动那样，资产阶级一

旦从属于国家，胜利的官僚机器就会再度压制它的创业精神。国民党的文职

官员和对政府唯命是从的资产阶级在　３０　年代形成的共生关系，与旧帝国衰落

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颇为相似。在国民党统治下，也像在清朝统治下一样，

政府力图用现代化的企业来加强它的基本权威，而高级官吏则利用在经济发

展的幌子下动员起来的人力和物力为自己谋求私利。但是，现代化的主题在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中所起的作用及条约口岸的资源在其财政体系中所占的关

键性地位，是否允许我们把南京政府和儒家农业帝国相提并论呢？

从国民党政权所进行的制度改革来观察，可不可以认为官僚和资产阶级

共生是因为企业家阶层还很软弱，国家为了鼓励其发展，采取一种国家独立

与国内和平的政策，暂时给予救助？德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