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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二、中国大战略的四个阶段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无论它的兴与衰、崛与仆，都对世界有巨大影响。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救国大战略和兴国大战略，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中国大战略的世界性——与世界联系紧密；二是中国大战略的阶段性——是一个发展过程。中国大战略的演进，有四个战略阶段，呈现四种战略形态。

如何“自立于世界”：生存战略

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大战略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中华民族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阶段的中国大战略，实际上是中国的救亡战略、保种战略，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战略。其主要内容表现为中国的革命战略。在建国以后，直至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里，实际上仍然是这个阶段的延续，即在被孤立被封锁的战略环境里，如何维护自己的生存和独立的问题。在这一战略阶段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大战略的基本理论形态。

如何“融入世界”：发展战略

“*”之后，中国的大战略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折，就是实行改革开放战略。改革开放战略，实际上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战略，是中国由自立于世界的战略向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的战略的一次转变，是中国由生存战略到发展战略的一次提升。从此，中国的发展由在世界体系外的独立的“体外循环”，进入到世界体系内的体内循环。在这个中国大战略的新阶段，*理论和“*”重要思想是其基本理论形态。

如何“领先世界”：崛起战略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中国加快了大国崛起的步伐。新世纪新阶段实际上是中国“大国崛起”，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直追世界最发达国家，朝着领先世界的目标冲刺的阶段。从融入世界的发展，到领先世界的崛起，对中国的大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一战略阶段，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大战略的基本理论形态。

如何“领导世界”：领袖战略

中国的发展，在今后几十年会超过美国，这是连美国人也在谈论的问题。中国和美国要共同领导、管理和治理这个世界，这是美国人首先提出来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已经表现出了领先世界的能力和潜力，而中国在领导世界方面的使命和任务显然在日益加重。中国大战略由自立于世界的生存战略、融入世界的发展战略、领先世界的崛起战略，最后到领导世界的领袖战略，是一个伟大民族、一个伟大国家的大战略与时俱进的基本轨迹。而领导世界的领袖战略，是中国大战略的最高阶段和最高境界，也是中国大战略对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第四章（2）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大战略的确立和发展、转变和提升，是为了适应中国国家和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战略任务的要求而进行和实现的。国家面临的战略任务，是催生国家大战略的动力；国家大战略的创造，又是指导国家战略任务完成和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根本保证。

四、中国大战略，向美国学什么？

在所有崛起的大国中，美国经验对中国最有意义。美国崛起的特点是快速、顺利、代价小、效益高，是最聪明、最智慧、最艺术、最传奇的崛起。美国崛起，面临的竞争者不仅数量多，而且力量强。先后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和角逐的有德国、日本、苏联，而美国最终胜出。

美国崛起的经验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国有突破遏制、成功崛起的经验；二是美国有遏制别人、保卫霸权的经验；三是美国有制止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经验。美国在这三个方面走过的道路，都是中国可以借鉴的宝贵战略财富。而中国研究美国遏制别人、保卫霸权的经验，是通过了解美国遏制别人的手段，来考虑如何有效应对美国的遏制。在当今世界上，唯一能够遏制中国崛起的国家，就是美国。所以，中国要成功崛起，必须学习美国、研究美国、应对美国。在大国崛起的问题上，美国是中国最好的老师。

美国是战略大国

有人把美国人和日本人进行对比，认为在小的心机上，美国人可能不如日本人，但是在大战略上，美国人的高明远胜过日本人，美国是“心术小国、战略大国”。

大国崛起，大在战略上。大国崛起的成功，是大战略的成功。美国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也犯过不少的错误，但是很少出现也可以说没有出现导致国家发生重大倒退的战略决策的失误。美国崛起的历史，证明美国是一个成功的战略大国，在大战略上是大手笔。

华盛顿首倡“孤立主义”：美国“独立主义”大战略诞生

孤立主义，可以说是美国立国之后的第一个大战略，是美国大战略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和第一个形态。

孤立主义在美国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是华盛顿时代就形成的传统。它认为“新世界”（西半球）优于旧世界，不愿意再与腐朽堕落的欧洲联系在一起，更不愿意卷入它们之间的纷争。孤立主义的基本含义就是：美国不卷入欧洲事务，美国奉行不受欧洲牵制的独立外交政策。孤立主义实质上是适应美国的国家独立，坚持美国外交的独立。也是在美国初建、实力不足情况下的一种守成战略。

美国孤立主义的战略思想，在1796年9月17日开国元勋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中，表达得最为深刻。法国政论家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名著《论美国的*》中对此有一个精彩评述：“有两个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至今还在发生影响：第一个人是华盛顿，第二个人是杰斐逊。华盛顿有一封致其同胞的值得赞美的信，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这位伟人的政治遗嘱。信中写道：

‘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主要的处事守则是：扩大我们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尽量少同它们发生政治关系。就我们已经签订的条约来说，我们要尽量信守它们。但是，我们也就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