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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4章 指点（第2页）

芮老师继续道，“这些方式，对于农民来说，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心照不宣，无师自通。这就是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

“那个鲁达，用的策略里，就是占了一个拖，既希望在拖延中为自己争取改变的时间，也希望在拖延中产生外部变化，来影响事件的走向和结果。”

“你们俩可能不明白，但李乐学过费老师的文章，肯定知道，这就很符合农村乡土关系社会的特质，因为在乡土熟人社会中，与权力机关的直接对抗，结果可能会恶化其生存环境。”

李乐点点头，“是，这类反抗的技术长期其实很有效，因为适合于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点，防御性抵抗不是主动进攻，明白过分强调民与官斗的下场。”

“是了，鲁达的策略里，归纳起来还有两个点。”芮老师伸出两根手指比划着。

“一点是，把问题，问题化，农民的抵抗目标，是用具体而明确的问题的方式提出，而要让自己的具体问题，能够纳入到行政机关解决问题的事项中，就必须想办法，把自己面临的困境和之后的结果，变成为社会治理过程中，本身真正重视的社会秩序问题。”

张凤鸾说道，“叫把事闹大，上达天听，拦轿告状，登闻击鼓，告御状，就会有八府巡按、包青天这种戏码的上演？”

芮老师没理他，继续道，“二是依法抗争策略。能够想到找律师，这就是在尝试积极运用法律和既定政策维护其权益不受侵害。”

“依法抗争的框架里，农民利用上层的政策来对抗基层的政策，将更上级做为诉求对象，在农民的眼里，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更上级的行政机构，不直接和控诉对象产生对抗。这种对抗形式，是公开的、准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形式。”

“杜恒？”

“是，先生。”

芮先生慢悠悠的说道，“如果你来接手这个诉讼，在考虑诉讼策略时，要注意两个困难。”

“农民所面临的苦难并不是金钱和时间问题，而是合法性和乡土社会的权力利益网络。我这么说你能理解不？”

“大概能。”

“那你说说。”

“所谓的北峪村村民的依法抗争策略，其实也只能是在制度范围内或制度边缘进行的踩线不越线的模糊合法性行为，北峪村村民在依法抗争这个前提框架下的生存利益表达是一种应激性的而不是进取性的，最终的目标是限于这个村子的局部的具体目标，而不是关乎整体的抽象目标村民在维权活动中，存在妥协性和不彻底性。”

“维权行动者并不一定会忌惮自身的安全，但他们却不能不在人际互动中顾忌维权行为可能对自身所无法回避的这一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的碰触，这一碰触并不一定会影响到维权者的政治安全，但却不可避免地会恶化维权者的社会生存环境，损及其在这一结构之网中的生存与资源分享能力。”

“说这么多，都是老百姓听不懂的。”张凤鸾一句话戳了泡，“简而言之，就两个，一是怕越了线，有理变没理，二是怕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最后来个秋后算账？”

芮老师瞅瞅张凤鸾，“好好的话到你嘴里咋就变味了呢？”

杜恒笑了笑，“其实凤鸾说的对，话糙理不糙，很接地气。这点，我不如他。”

芮老师摆摆手，“他不如你的地方更多，欠练。”

“那什么，还有，这件事里，透露出两个问题，第一，北峪村因为土地利用开发，发生了对立，而这种对立背后所呈现出来的深层影响因素，体现在土地法律政策缺位上。集体土地处于一种所有者缺位状态，缺乏有效的保护。而这种情况，为地方创造财政外预算，提供了可以运作的经济空间，客观上极大地刺激了变相的土地利用的冲突。”

“第二，是地方上对土地资源的控制处在一种相对强势又无序和过于单一利用途径的位置。”

“第二点不做讨论，只说第一点，张凤鸾。”

“啊？老祖？”

“你的笔头子还硬不硬？”

“那必须硬，男人么。”

“滚蛋！”老爷子骂了句。

“嘿嘿。”

“你这样，你也跟着去参与了解一下，回头写个文章出来，年底有几次国大法制委员会的会议，我可以提一提。最近我在弄民商法典的事儿，没时间，你代劳了。”

“诶呦喂，老祖儿，您这是给我派活儿？”

“干不干？不干别扯淡。”

“干！这十年九不遇的，您能安排我个活儿。”

“那就别废话，”芮老师有指指李乐，“你这边。”

“哦。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