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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霎时，我的气都快喘不上来了。海伦的钱藏在我里边的口袋里。要是被发现，他们就会怀疑我想把这笔钱偷运到瑞士去，当场就可以把我抓起来。那可怎么办呢？

“我说出我的姓名，但没有拿出我的护照。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在自己的国家里是不需要交验护照的。‘我们怎么知道你不是那个我们正在搜捕的盗匪呢？’那个看去像是猎人的警察问。

“我笑了起来。‘没有什么可笑的。’他气冲冲地说，便动手搜查我的包。

“我装成把这整个事情当作在开玩笑。可是，假如他们当真搜我的身，那么带那一大笔钱我该怎么解释呢？我打定主意，说是我想去附近置办点产业。

“那警察从我一只手提箱的旁边袋子里找出来一封信。我大为震惊，我记不起来会有这么一封信。那只手提箱是我从奥斯纳布吕克带出来的——我把以前的几件日常用品抛在里面，后来海伦把这只箱子放上了汽车。那警察打开信纸，念了起来。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我一点也想象不出那封信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只希望里头不要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警察咕哝了一下，抬起头来。‘你是叫约瑟夫·施瓦茨吗？’

“我点点头。‘你干吗不早说？’他问。

“‘我早说啦。’我答道，一面就试着透过信纸看那信笺上端印着的文字。

“‘这倒是事实，’海关警官说，‘他跟我们说过的。’

“‘那么这封信是跟你有关的了？’那警察问。

“我伸出手去。他迟疑了一会儿，随后把那封信递给我。我看了下信笺上端印着的字：民社党总部，奥斯纳布吕克。我慢慢地念下去：党员约瑟夫·施瓦茨外出执行重要秘密任务，奥斯纳布吕克当局要求有关人员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下面签着‘纳粹冲锋队大队长格奥尔格·于尔根斯’，是海伦的笔迹。

“我抓着那封信不放。‘原来你就是约瑟夫·施瓦茨先生？’警察的口气已经变得谦恭多了。

“我掏出护照，指指上面的姓名，随后又放回去。‘政府的秘密任务。’我说。

“‘原来是这样？’

“‘是的，就是这样，’我一脸严肃地说，把信塞进口袋，‘我希望你已经满意了。’

“‘当然。’那警察眯缝起一只浅蓝色的眼睛。‘我明白。监视边防嘛。’

“我举起一只手。‘我必须要求你千万不要透露一个字。这是机密。先前我没有告诉你，就是这个道理。可是，你竟把它从我这里刺探出来了。你是党员吗？’

“‘当然是。’那警察说。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他头发是红色的。我往他肩膀上拍了一下。‘好样的！这有一点小意思，想送给你们两位。把你们麻烦够了，一起来痛饮一杯吧。’”

施瓦茨朝我转过身来，脸上带着一抹凄凉的微笑。“也真奇怪，蒙骗那些以怀疑为职业的人竟是这样的容易。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没有证件的时候可不曾有过，”我说，“可是，我很钦佩你的妻子！她估计到那封信迟早会有用。”

“她一定认为，要是她跟我讲明了，我是不会拿这封信的。为了道德上的原因，或者，也许我不敢。其实，我是会拿的。不管怎么说，这封信倒是搭救了我。”

我一直听着施瓦茨在讲，兴趣越来越浓了。这会儿，我朝四周打量了一眼。一个英国人和那个德国外交官在舞池里。他们正在跳狐步舞，那个英国人的舞艺比较高明。德国人需要更多的回旋余地。他跳起舞来一味蛮干，把他的舞伴推在前面，活像推一门野战炮似的。在半明半暗中间，有一会儿工夫，我仿佛觉得一盘棋活过来了。两个棋王，那个德国人和那个英国人，不时危险地碰在一起。可是那个英国人却往往能够设法避开。

“后来你又怎么办呢？”我问施瓦茨道。

“我走到自己房间里。我已经筋疲力尽，我要休息一下，把事情考虑一番。海伦救我出险的做法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正好比突然出现了一个救星——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把一片绝望的混乱变成一个美满的结局。可是，事情很清楚，在那个警察有足够的时间谈论和思考之前，我最好还是启程上路。既然鸿运临头，我就决定信赖我的幸运。我问了问火车的时刻，发现一小时后有一班开往瑞士的特快车。我跟老板娘说，我必须去一天苏黎世，只带走一个包，问她是不是可以把我的另一个包保管到我回来。于是，我到了火车站。你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情？你小心谨慎了几年，随后你把一切谨慎小心都抛到风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