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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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我与纽约那双重的年龄关系就飞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我第一次逛街时的英语知识仅相当于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那么一周后已经上升到八岁小孩的水平了。每天早晨，我都捧着英语语法书坐在旅馆红丝绒沙发上研读几个小时，下午则利用一切机会结结巴巴地与别人交谈。我知道，在钱花完之前必须学会与他人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这样才能赚点儿钱用。这是在与有限的时间进行赛跑。我的英语曾先后带有法国、德国、波兰和犹太人的口音，现在，如果我能肯定遇到的女佣或收拾房间的女仆是真正的美国女人时，就会用带布鲁克林口音的英语与她们交谈。

“你应该找个女老师当女朋友。”莫伊科夫说，如今我们已经熟得不以敬称相称了。

“找个布鲁克林的？”

“找个波士顿的。据说那儿的人说的英语最标准。这个旅馆里方言满天飞，就像伤寒杆菌。可惜你的耳朵好像只对异乎寻常的东西很敏感，对正常的东西却缺乏感受力。或许感情因素在这方面能帮上点儿忙。”

“弗拉基米尔，”我说，“没有这些我也已经在飞速变化了。每过几天，那个讲英语的我就长大一岁。遗憾的是，我渐渐地也不再对那个自我所处的世界感到着迷。我懂得越多，秘密消失得也越多。杂货店中那些令人捉摸不透的外国人渐渐变成了平庸的卖香肠的。再过几个星期，我那两个自我就势均力敌了。那时候大概幻想就会破灭。纽约将不再是北京、巴格达、亚特兰蒂斯[31]和雅典，而就是纽约。要想领略南太平洋的风光，我得去哈莱姆区[32]或唐人街。因此请给我留出充足的时间！也别过早纠正我的口音。我不想过快失去自己的第二次童年！”

我很快便熟悉了第二和第三大道上的那些古玩店。我现在护照曾经的主人路德维希·佐默曾是古董商。我在他那里学过徒，他是个行家里手。

纽约的这个区有上百家古玩店。我最喜欢傍晚时分的古玩店，此时的夕阳从街的另一侧斜照过来，像棱镜一样透过玻璃窗把店内的尘埃照得色彩缤纷，好似一位能穿越玻璃如静水的魔术师。挂在墙上的古老镜子也像是接受了秘密指令般突然苏醒过来，转眼间开始用银色和空间来充实自己。刚才还污迹斑斑的镜面，现在就变成了进入无限的窗户，映照出对面绘画作品的彩色阴影。像变魔术一样，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内，那些布满尘埃的收藏品——一堆破烂和不值钱的玩意儿——获得了活力。时光在它们身上通常以一种辛酸的方式停滞了，在喧闹的大道上它们作为静物被剔除出去，从它们身旁呼啸而过的车水马龙与它们毫不相干。它们像已经熄灭的古老小火炉，不再发热，却令人产生一种对其以前热量的幻觉。它们以一种既不痛苦也不悲哀的方式死去，就像不再悲惨的残余物一样，剩下的仅仅是回忆，不再痛苦的回忆，也许从来就没痛苦过。在古玩店玻璃窗后，店主像奇特的望远镜鱼一般懒散地移动着，他们常常从中国官服和哥白林[33]挂毯中鲤鱼般探出戴着厚镜片的脑袋，或是蹲在上漆的西藏魔怪中间读侦探小说或报纸。

当傍晚夕阳的斜照魔幻般地将大道右侧浸染成蜂蜜色时，位于另一侧阴影中的橱窗则已经被夜晚的蛛网笼罩，这一切就要发生变化。在这一瞬间中，是柔和的光线赋予了各店虚假的表面活力，凭借这种借来的光线，苏醒的各店获得了一种镜像存在。就像某家光学仪器店上方画出的钟表一样，当画出的时间与现实中的时间一致时，每天的那一时刻，钟表才获得瞬间的生命。

我面前那家古玩店的门突然打开，一位瘦小的男子悄无声息走了出来，他长着鹰钩鼻子，穿一条细方格裤子。他肯定已经观察我一阵子了。“美好的傍晚，是吧？”他说。

我点了点头。他从旁打量着我问：“橱窗里有什么让您喜欢的东西吗？”我指了指一个中国青铜器瓶，它被置于一个假威尼斯风格的支架上。

“这是什么？”

“一个中国青铜器瓶，很便宜。您进来瞧瞧嘛。”

我跟着他走进店内。他把青铜器瓶从橱窗中取了出来。“什么年代的？”

“不是很古老，”他瞅了我一眼说，“这是根据古物仿制的。我估计是明朝的。”

“什么价？”我漫不经心地望着窗外的大街。我反方向从店内辨认着玻璃上的店名：亚历山大·西尔弗公司。

“花五十美元就可以得到它，”亚历山大·西尔弗说，“还送您一个柚木的底座，手工雕刻的。”

我举起这件青铜器，手感很好。尽管轮廓清晰，看上去却不显得新，绿锈没有被抛光掉，所以不像大博物馆中的同类展品那么亮丽。我闭着眼，长久而缓慢地抚摸着这个青铜器瓶，它也没有孔雀石那层翠绿的壳。在布鲁塞尔，我常常在夜间抚摸青铜器，那家博物馆收藏着丰富的周代青铜器，其中也有一件和这件类似，起初人们也以为是唐代或是明代的仿制品。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中国人从汉代起——基督诞生前后——就开始伪造商周青铜器了，他们把赝品埋入地下，以便它们能快速长出真的老铜锈。这些知识是佐默传授给我的，剩下的是我在布鲁塞尔学到的。

西尔弗在观察我。“您完全肯定这是明代的仿制品吗？”我问。

“我不能肯定，”他回复道，“但这是桩诚实的买卖。我看得出您懂行。”他把一只脚放到一张荷兰矮凳上，我看到他配细方格裤子穿着漆皮鞋和淡紫色长袜。他的脚很小。“这玩意儿我是当作十八世纪的仿制品买下来的，”他说，“其实我想它可能不是那时候的产品，但也不会早于十六世纪。当然是纪元后了。”

我把这件青铜器放回那个假威尼斯风格的支架。这东西很便宜，我很想把它买下来，可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找到下家。我那少得可怜的钱只能进行短线投资，而且在买之前必须还要有十足的把握。

“我可以把这玩意儿带走一天吗？”我问。

“花五十美元，您可以一辈子带着它。”

“试买，就一天！”

“好先生，”亚历山大·西尔弗说，“我根本不认识您。上回我把两个非常漂亮的迈森[34]瓷人——十八世纪的——给了一位看上去特别值得信任的女士，也是试买。”

“结果呢？她再不露面了？”

“她又露面了，手捧着碎瓷来的。在人满为患的公共汽车上，一位背着工具箱的男人把她手中的瓷人碰掉了。她哭得就跟自己的孩子死了似的。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她没钱，想去桥牌俱乐部麻烦女友们，向她们举债。我们只好权当损坏的瓷人给丢了。”

“青铜器不这么易碎，尤其是仿制品。”

西尔弗目光犀利地盯着我。“我甚至愿意告诉您我在哪儿买的这件青铜器，那是一家州立博物馆淘汰掉的赝品。没有比我更诚实的人了吧？”

我不置可否。西尔弗摇了摇头。“好吧，”他说，“您很有韧劲儿，我喜欢。我再给您提个建议：您付五十美元，可以拿走这件青铜器。一周后您可以把它还给我，我把您的钱退给您，或是您留下它。这办法如何？”

我迅速盘算。我不知道能否百分之百地相信自己的判断，中国青铜器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我也不知道西尔弗的诺言是真是假。但我必须冒些风险，而这笔买卖是个从天而降的机会。我在美国不能试着从洗盘子干起，那需要劳动许可，而我没有。即便警察没有逮住我，工会的人也会告发我。

“可以。”我边说边掏出自己那瘪瘪的钱包。

我曾藏身的那家布鲁塞尔博物馆，青铜器藏品非常丰富。晚上闭馆后，馆长允许我夜间走出斗室。不许我开灯，也不能出现在窗前，但我可以去厕所或是摸黑在馆内转悠。早晨清洁女工到来之前，我又得把自己关回斗室。这种暗中进行的艺术教育是一种奇特而充满孤独和恐惧的过程。起初，我躲在窗帘后面凝视大街，就像我在埃利斯岛呆望纽约那样。当我在士兵和平民中发现了穿党卫军制服的人后，就再也不敢往街上看了。为了尽量忘掉自己的处境，我开始在夜间研究起身边的绘画与艺术藏品。战前，我在巴黎为路德维希·佐默打过杂，那段时间使我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我本人在德国的大学里学过两个学期的艺术史，后来曾想做记者。流亡后当记者是没门了，我哪门语言都没有好到可以用它来写作。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我强迫自己在万籁俱寂、漆黑恐怖的夜间，在博物馆空旷而充满回声的走廊中尽量对艺术产生浓烈的兴趣。我知道继续呆望大街自己就毁了，我得有所作为。首先吸引我的，是中国青铜器，我试着在明亮的月夜研究它们。它们像玉石或浅绿、浅蓝的丝绸般散发着一种幽光，上面的铜锈也因光线不同而发生变化。在那几个月中，我学会了必须长时间审视这些物件，直到它们开始诉说自己的历史。我在绝望中学习和了解它们，只是为了战胜自己的恐惧。很长一段时间，我这样做都不外乎是一种人为的自我逃避，直到某天夜里——是夜，半月洒下青光，春季风暴强劲吹拂——我突然发现自己首次把逃亡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并且一时间竟与眼前的青铜器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再也没有什么能把我和它们分开了。在那短短的瞬间，一切其他东西都不复存在了，只有那不平静的夜、那静默的青铜器以及那赋予它们生命的月光，再就是它们面前的那个实体，他在呼吸并同样默不作声，他活着并倾听着，以致忘记了自我。从那时候起，我常常可以逃离自我，达到一种忘我境界。几个星期以后，馆长给了我一个手电筒，供我夜间在斗室中使用。他知道我可以信赖，我不会拿着手电去博物馆展厅，而是只会在我的斗室中用。我觉得是他使我重新获得了视觉与阅读能力。他允许我把图书馆的书籍拿进我的斗室夜间研读，他早晨再把书从我这儿拿走。当他发现我对青铜器感兴趣时，还不时允许我把某件展品带入斗室观赏，他第二天早晨给我送黄油面包时我再还给他。除了他之外，只有他女儿西比勒知道我藏在博物馆。有一次他病了，不能来博物馆，只好将此事告诉了女儿。后来，她到博物馆替他取邮件时，常给我带来裹在羊皮纸中的黄油面包，那是她藏在双乳间带进来的。有时，面包还带着她肌肤的余温，那包装纸也散发着丁香的淡淡清香。我很爱西比勒，但这几乎是一种超然的爱，她本人很少能感觉到这份爱。在她身上，我爱的是自己已经不再拥有的东西：自由、无忧、希冀以及甜蜜的青春骚动。我也无法想象，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生活在一起。她代表了我所丧失的一切，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象征，温暖、近在咫尺却又可望而不可即的象征。我的青春在父亲临死的呐喊中彻底崩溃，他叫喊了一整天，我知道是谁派人杀害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