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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潜入小巷里的郭拙诚看到混混离开，他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揩着头上的冷汗：“草，装逼好辛苦啊。……，不过，也好爽哦。”

他没有从原路返回，而是设法从另外的路走向县政府。

想起县政府现在的局势，他的心开始沉重起来。

盖因为这次闹事的都是右派！一群不能示弱以软、更不能示之以硬的群体存在。

右派这个名称80后、90后几乎没有听说过，是特殊时期一群特殊的人具有的一个特殊的名称。在人们的印象中，这群人都是一群受了委屈、只能逆来顺受的弱势群体，大部分人都是知识分子。

这个印象可以说是对的，但又不完全正确。说他们受了委屈，显然是正确的，他们被人错误地批斗、残酷地对待、很多正当的权利被剥夺。他们大部分确实是知识分子，但说他们一定是逆来顺受、完全是弱势群体就不对了。

特别是“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早就不是以前的右派了，他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看到了“解放”的希望。

很多右派之前都是政府官员，或者拥有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有的曾经是威震四方的人物，朋友、故旧、手下现在有不少是当权者，他们的能量并不小。

若是小看他们，你就错了！

第三十九章围住县委大楼

最活跃的是那些直接跟“四人帮”斗争而失败的右派们，以前他们确实是功臣，所以他们现在对县里的领导并不怎么看在眼里。以英雄自居的个别人敢在县领导面前拍桌子，敢嘲笑这些领导以前当缩头乌龟、敢骂某些领导同“四人帮”同流合污。

这些人现在之所以还没有落实政策，主要原因是这个时候上面的中央还没有完成对“文化大命革”的定性，还没有彻底否定这场疯狂的政治运动，有人还在顽固的坚持“两个凡是”的主张。下面的人自然不敢擅自行动，担心自己自投罗网。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下级部门无法解决右派们的现实问题：现在各级政府各级机关的职位都有人坐了，完全没有空余的位置安排给这么人。一旦让这些右派全部恢复工作，很多官员就得让贤就得下台，谁愿意？

按道理人民的公仆是比人民低一等的仆人。但这个世界就是怪，谁都不想当这个主人，都拼命想当这个仆人，都愿意为主人服务，都愿意挑重担，担子越重越高兴。当上了“仆人”后，谁都不愿意撒手，谁抢就跟谁急，就跟谁拼命。

于是，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也很难调和：

右派们要恢复政治待遇、要恢复工作、要工资、要权利；而那些自感没有后台，那些在特殊时期犯过错误、甚至就是靠打砸抢上位的既得利益者则设法阻止右派上位。

无论谁主持县里的工作，面对这种事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两难境地。

对右派示弱？没权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不说，还会招致周围的同僚群起而攻之。对右派强硬？谁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咸鱼翻身，到时候他们有可能是自己的上级。

县领导唯一的办法就是劝慰就是安抚，使出全身解数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拿出让对方满意的东西来，压下去几天，没几天又冒了上来。

郭拙诚不担心父亲会讨好右派，因为他还不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没权力满足右派，他更没权力满足。

他最担心的是父亲为让上级看到一个和谐、安宁的水甸县，让上级看到他的治理能力而对右派采取强硬措施，愚蠢地对右派进行强行打压。

同时他还担心那些右派在有心人的鼓动下将矛头针对父亲，强迫父亲立即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

他所担心的这两种情况一旦存在，父亲就与右派站在对立面上，无形中为自己树起了无数强敌。知道历史走向的他就可以肯定父亲的政治生命就会因此而一片暗淡，由“217灭门案”带来的政治红利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按照本来的历史，右派将从明年开始全国范围里大规模地平反，很多人将走上重要的工作岗位。加上这些人本来人脉就广，要踩下一个为难过右派的县级领导，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

一旦得罪了他们，即使自己拥有前世的记忆，但要冲破这些人构造的阻力网，将父亲推上高位也是很困难的，甚至可以说不可能。

想到这里，郭拙诚的脚步更加沉重了。

当他急匆匆地来到县委大楼楼下时，傻眼了！

整个大楼被人围堵得水泄不通。外层是激愤的人群，内层是身穿白衣蓝裤的警察。警察们严肃地地板着脸，站成人墙，一动也不动。外层的人却群情汹涌，有的举标语、有的打横幅，有的在激情地诉说自己当年在抗日战场、解放战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丰功伟绩，有的在诉说自己如何同林飙集团斗争的惨烈，有的在诉说自己以前如何坚持真理反对四人帮，也有人在控诉自己被批斗、被折磨的惨景和当前的困难……

当然，更多的人沉默，默默地看着象征权力的县委大楼，眼里有不满、有气愤、有期盼、也有哀求……。不用问，郭拙诚就能从他们的穿着、气质和他们脸上的眼镜就能看出他们这些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一群郁郁不得志的栋梁之材。

从内心来说，郭拙诚很同情他们，也非常希望他们能尽快摘除强加给他们的“右派”帽子，推翻污蔑他们的不实之词，让他们尽快恢复工作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毕竟国家太需要他们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正需要这些有知识、有能力的人上来。

但是，右派的问题很敏感，很复杂，根本不是一个县委、一个地委有权有能力解决的，就是省委也没有这么大的魄力。要知道在二个月之后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的一号首长作的政治报告不但没有纠正“文化大命革”的错误，反而依据“两个凡是”的精神对这段特殊时期大唱赞歌，大加肯定。

郭拙诚一边往人群里挤，一边思考着如何劝说父亲把握尺度的问题。

“郭拙诚，你来干什么？没上学吗？”突然，前面一个女声打断了他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