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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6章 法礼之争（第2页）

阿云既已许聘韦阿大，纳采问名，婚契已成，名分已定，自当视同其夫。谋杀亲夫，且已致重伤，此乃十恶不赦之‘恶逆’。

《名例律》又言：‘其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

阿云虽自首，然其所因者乃谋杀大罪，自首仅可免其‘谋杀未遂’之罪，其‘故杀伤夫’之重罪仍在。

依律，当处绞刑！

此乃法之铁则，不容丝毫宽贷。若因其自首、未成婚等情由而减刑，则律法威严何在？纲常伦理何存？天下妇人若皆效此凶顽，恃首告而轻犯夫纲，则人伦崩坏，国将不国。

臣恳请，依律严惩，绞决阿云，以正国法，以儆效尤。”

胡澹一番话，引经据典，字字铿锵，将法理推至极致，杀气凛然。

殿中支持新法、主张峻法严刑者，无不暗暗点头。

“荒谬！”一声断喝，如金石交击，震得殿梁微颤。

只见御史台班列中，走出一位身材清瘦、面容古板刚毅的官员，正是以耿介闻名的御史中丞丁凛。

他袍袖一拂，直指胡澹：

“胡郎中好一篇酷吏之论！只知死抠律条，全不体察人情世故，更罔顾圣人教化之本。

阿云一介乡野弱女，许嫁非人，心生恐惧悔意，此乃人之常情。其行凶固是大错，然究其动机，非为谋财害命，亦非奸情杀人，乃一时激愤恐惧所致。

且事后即行首告，足见悔过之心未泯。

《大礼》有云：‘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春秋》之义，原心定罪！

我大华以仁孝治天下，尔等动辄以‘恶逆’‘绞决’相加，岂是仁者所为？

再者，婚约虽立，毕竟未行庙见大礼，未成夫妇之实。以‘未婚妻’之身份，即课以‘谋杀亲夫’之极刑，法理人情，两相悖逆。

此案若依尔等严判，非但不能震慑凶顽，反令天下人寒心，以为国法无情，不恤下情。更将陷朝廷于不仁不义之地！

臣以为，当念其自首减等，悯其情有可原，流三千里足矣。若行峻法，实乃刻薄寡恩，有伤仁德，更违天理人心。”

丁凛一番话，引经据典，正气凛然，以“礼”抗“法”，以“仁”驳“酷”，掷地有声。

那些崇尚古制、主张宽仁恤刑的官员，脸上露出赞同之色。

殿中气氛骤然紧张，胡澹与丁凛，一法一礼，一少一长，一锐一刚，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法条与人情，新法之严苛与旧制之宽仁，在这阿云一案的生死之上，激烈碰撞。

“丁中丞此言差矣！”大理寺卿张灵出班，“自首减等，乃律法明文，然减等亦有度！谋杀亲夫，伤至断指，此等重罪，岂是流刑可赎？若如此，则《刑统》‘恶逆’之条，形同虚设！礼法之防，荡然无存！”

“张卿只知其一！”吏部侍郎吕范反驳，“阿云行凶之时，不过十三稚龄！心智未全，情急之下，行止失措，岂可与蓄谋已久的凶徒等同视之？且其未婚夫韦阿大，闻其貌寝性鄙，乡里皆知，此亦非良配！朝廷立法，岂能不顾实情，一味严苛？若杀此女，恐伤天地之和！”

“吕侍郎好一个‘情有可原’！”都察院一位佥都御史冷笑，“若人人皆以‘情有可原’脱罪，则律法威严何在？凶徒横行，良善何依？此女今日可因嫌夫貌丑而杀未嫁之夫，他日便可因嫌子不肖而弑亲子！此风断不可长！”

“佥宪大人危言耸听！”翰林院一学士朗声道，“教化之道，在明刑弼教！杀一弱女易，正一方风气难！当究其根源，此案亦暴露出民间婚聘之弊，盲婚哑嫁，遗祸无穷！朝廷正推行新政，当借此案宣示仁政，宽宥其死，责令地方加强教化，整饬陋俗，方是治本之策！”

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部院官员纷纷出列，引经据典者有之，痛陈时弊者有之，甚至有人将阿云案与地方胥吏催逼、小民生计艰难隐隐勾连。

大庆殿内，唾星四溅，声浪如沸。

支持“依法严惩”者与主张“原情宽宥”者壁垒分明，争执愈演愈烈。

句句言阿云，句句却又分明指向那席卷朝野、争议日炽的新政。是行峻法以图强，还是施仁政以安民？

这阿云案，俨然成了新政试金石与导火索。

群臣的目光，在争吵的双方间逡巡，最终都不约而同地觑向那御阶之下，巍然不动、仿佛置身事外的梁王杨文和。

只见他双手交叠于身前玉带之上，眼帘微垂，面色沉静如水，仿佛殿中这滔天巨浪，不过是清风拂过深潭，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惊起。

然而越是这般沉默，越让百官心头打鼓：梁王今日，究竟是何心思？许遵奏此案，莫非是得了他的默许？这党争之端，莫非已在梁王股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