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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3章 汉纪四十九 孝灵皇帝上之下（第2页）

尚书刘纳说：“您身为国家栋梁，国家面临倾危却不扶持，还要您这个宰相干什么！”

刘合答应了，也和阳球一起谋划。阳球的小妾是程璜的女儿，因此曹节等人多少听到了一些风声，就用重金贿赂程璜，还威胁他。程璜又害怕又被逼无奈，就把阳球的计划告诉了曹节，曹节于是一起向皇帝说：“刘合与刘纳、陈球、阳球相互勾结，书信往来，谋划不轨之事。”

皇帝大怒。冬天，十月甲申日，刘合、陈球、刘纳、阳球都被关进监狱处死。

巴郡的板楯蛮人反叛，朝廷派御史中丞萧瑗监督益州刺史去讨伐，没有成功。

十二月，任命光禄勋杨赐为司徒。

鲜卑侵犯幽州、并州。

光和三年（公元

180

年，庚申年）

春天，正月癸酉日，大赦天下。

夏天，四月，江夏的蛮人反叛。

秋天，酒泉发生地震。

冬天，有彗星出现在狼星、弧星附近。

鲜卑侵犯幽州、并州。

十二月己巳日，立贵人何氏为皇后，征召皇后的哥哥颍川太守何进为侍中。何皇后本是南阳的屠户家女儿，因入选掖庭，生下皇子刘辩，所以被立为皇后。

这一年，修建罼圭苑、灵昆苑。司徒杨赐劝谏说：“先帝的制度，左边开辟鸿池，右边修建上林苑，既不奢侈也不节俭，符合礼度。现在却随意规划城郊的土地来建苑囿，破坏肥沃的土地，荒废田园，驱赶百姓，畜养禽兽，这恐怕不符合像保护婴儿一样爱护百姓的道理。如今城外的苑囿已经有五六个了，足够陛下尽情享受，顺应四季变化。陛下应该想想夏禹住简陋宫殿、汉文帝不修露台的心意，来安抚百姓的辛劳。”

奏章呈上后，皇帝本想停止修建，就问侍中任芝、乐松的意见。他们回答说：“以前周文王的苑囿方圆百里，人们觉得小；齐宣王的苑囿方圆五里，人们却觉得大。现在如果和百姓一起享用，对政事也没什么害处。”

皇帝很高兴，还是修建了苑囿。

巴郡的板楯蛮人再次反叛。

苍梧、桂阳的贼寇攻打郡县，零陵太守杨璇制造了几十辆马车，在马车上用排囊装满石灰，在马尾上系上布索；又准备了兵车，专门安装弓弩。交战的时候，让马车在前面，顺风扬起石灰，贼寇看不清东西，接着用火烧布，马受到惊吓，向贼寇阵营狂奔冲撞，然后让后面兵车上的弓弩乱发，钲鼓齐鸣，盗贼们惊慌失措，四处逃散，被追击斩杀无数，贼寇首领的脑袋也被砍下，郡内因此得以安宁。荆州刺史赵凯却诬陷杨璇实际上并没有亲自打败贼寇，是冒领功劳。杨璇上奏章反驳。赵凯有党羽相助，于是朝廷用囚车把杨璇押回，防范严密，杨璇没办法为自己申辩。于是杨璇咬破手臂，用血在衣服上写下奏章，详细陈述打败贼寇的经过，以及赵凯诬陷他的情况，偷偷让亲属到皇宫呈给皇帝。皇帝下诏原谅杨璇，任命他为议郎，赵凯则受到诬陷他人的惩罚。杨璇是杨乔的弟弟。

评论

光和二年至三年的史事，呈现出东汉末年“治乱反复”的荒诞图景：一边是宦官集团的疯狂反扑与权力巩固，一边是零星的正义抗争与制度性溃败，王朝的统治根基在拉锯中加速朽烂。

权力博弈的残酷与正义的脆弱

阳球除奸的昙花一现：司隶校尉阳球以雷霆手段诛杀王甫、段颎，暴尸示众，一时大快人心。王甫养子王吉五年杀万余人，父子二人的倒台本可成为清算宦官集团的开端。但阳球欲进一步追查曹节时，却被灵帝轻易调任卫尉。即便他叩头流血请求“假臣一月”，仍被强行驳回。这一转折深刻暴露了皇权的昏聩——皇帝既依赖宦官维护私利，又对除恶务尽缺乏决心，最终让“除恶”沦为权力斗争的短暂插曲。

忠良之死与宦官复盛：司徒刘合、陈球等密谋联合阳球再除曹节，却因计划泄露被杀。审忠上书痛斥朱瑀等宦官“盗取御水作渔钓”“拟于天家”，吕强直言劝谏赦免蔡邕、为段颎平反，均石沉大海。吕强的结局尤为讽刺——他廉洁奉公、拒绝封侯，却因“忠而不能用”眼睁睁看着宦官势力卷土重来。当正义者的呐喊被系统性压制，剩下的只有“群公卿士杜口吞声”的绝望。

制度性腐败的深化与社会矛盾的激化

党锢松动的有限意义：上禄长和海以“从祖兄弟服属疏末”为由，建议放宽党锢范围，灵帝虽采纳，却仅赦免“从祖以下”，核心的党人禁锢仍未解除。这种“局部松动”更像是统治阶层的自我安慰，既无法挽回士大夫阶层的离心，也难以平息民间积怨。

边疆治理的失控与内部叛乱频发：护匈奴中郎将张修擅杀南单于，最终被处死，反映出边疆官员权力滥用与朝廷管控失效的双重困境。而巴郡板楯蛮、江夏蛮、苍梧桂阳贼的接连起事，与光和元年的乌浒蛮叛乱形成呼应，表明底层民众的反抗已从零星爆发转向区域蔓延。零陵太守杨璇以“石灰马车”破贼的奇功，恰恰反衬出朝廷对地方叛乱的应对已无制度性办法，只能依赖个别官员的临场智慧。

统治阶层的价值观崩塌

灵帝的奢靡与卖官制度的延续：光和三年，灵帝不顾杨赐劝谏，执意修建罼圭、灵昆苑，甚至以“文王之囿百里”为借口美化奢靡。而卖官制度在这两年持续运转，此前的“西邸卖官”已让官僚体系彻底货币化，如今皇帝又将私人享乐置于民生疾苦之上——“后宫采女数千，衣食日数百金”，与“寒不敢衣、饥不敢食”的百姓形成刺眼对比。当最高统治者将“聚私财”“造苑囿”视为核心目标，王朝的合法性便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维系。

伦理底线的突破：王甫养子王吉“磔尸示众、周遍一郡”的残酷，张修“擅杀单于”的专断，曹节“我曹可自相食，勿使犬舐其汁”的暴戾，共同构成了一幅道德崩坏的图景。权力者以残忍为能事，以私利为准则，连最基本的人性底线都已失守。

短暂的亮色与深层的绝望

杨璇的破贼奇谋、桥玄“不赎劫质”以绝奸路的决绝，是这两年为数不多的亮色。但桥玄之子的死亡与杨璇遭诬陷的遭遇，又让这些“亮色”蒙上悲剧色彩——正义的实现要么伴随惨烈牺牲，要么难逃构陷报复。这种“个体闪光”与“系统黑暗”的强烈反差，恰恰印证了时代的绝望：零星的勇气已无法扭转制度性的腐朽。

光和二、三年的史事，本质上是东汉末年“治乱循环”的缩影：每一次除恶的尝试都因皇权摇摆而失败，每一次矛盾的缓解都因腐败延续而落空。当宦官集团巩固权力、皇帝沉迷享乐、民众持续叛乱成为常态，王朝的崩塌已进入倒计时。